未曾彪炳史册的英雄篇章

八月五日，起义部队离开南昌，沿抚河流域南进，经抚州、宜黄到广昌，后分兵两路：一路经石城，一路走宁都。当时敌人派军队阻击，在会

“胆小鬼！五十五万人舍得抛，自己一个名字不敢承认！”工作队长拿着照片，渐渐地伸到那个正在躺着的“军需处长”的眼前。他开始没注意，继而一惊，最后白眼一翻又轻轻地闭上了，悄悄地叹了一口长气。一切事实都证明了，这个“军需处长”再也无法抵赖了，最后只好低下头，口吃地说着：“我……我……我就是杜聿明！”――王英、吴健人《杜聿明就擒记》（王英，文中身份不详。吴健人，时为华东野战军第4纵队11师政治部宣传科长） 我军攻克南京，占领国民党总统府

迄今为止，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这怕是一套规格最高的丛书：毛泽东主席亲笔题写书名；朱德委员长为之作序；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亲笔修改文稿，数百名开国将帅为其撰稿――这就是上世纪50年代由解放军出版社(原战士出版社)出版的大型革命史料丛书《星火燎原》。然而，由于历史的原因，包括困难时期纸张短缺的因素，从一万余篇选出的优秀稿件入书的不过635篇。50年后，几位出版工作者费尽周折，从水浸虫蛀的地下仓库里找到剩余的未刊稿时，发现这批文稿与入选《星火燎原》的稿件同样弥足珍贵，堪称是革命历史史料中的“黄金”，是研究革命战争史的重要参证。于是，我带着十二分的崇敬和虔诚，走近了这批由开国将帅们书写的历史――

9位元帅、8位大将、36位上将、84位中将、303位少将、62位省部级领导及大批干部战士手书的历史

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永远记载着这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日子――1956年8月9日。这一天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建军30周年――1957年的8月1日，经中央军委批准，总政治部发起“中国人民解放军30年”为题的征文。征稿内容自1927年8月南昌起义到1957年8月30年间，人民军队在各个历史时期的建军、作战、练兵、生产、军民关系和参加经济建设等各个方面的史实，包括重大历史事件的始末、决策，著名战役和战斗经过，革命领袖和英雄模范人物的故事、部队生活纪实等等。最后汇编出一套反映我军30年历程的文集。出版这样一套书，还有一个未曾写入征文通知的因素，那就是共和国的领袖们深知，我们这支从南昌城头走来，一路披荆斩棘、屡经战火的人民军队，到1956年尚未有一部系统的军史，这与我们这支享誉世界的英雄部队是不太相称的。趁战争刚刚结束，发动有过战争经历的同志写回忆文章，是做好军史写作的第一步，也是为后世留下一批极为珍贵的革命传统教育史料。

征文开始，千千万万从战场上走来的将军和士兵踊跃响应，从中央军委及总部领导到各大军区野战军首长，以至普通官兵，积极性空前高涨，大家纷纷拿起笔书写自己亲历的战争奇观，记录亲历的无数艰险及精彩故事。据统计，有9位元帅（林彪未撰稿）、431位将军（8位大将、36位上将、84位中将、303位少将）、62位参加过战争的省部级领导干部先后为丛书撰稿。全国应征稿件多达3万余份，最后由各地择优选送到北京的有11610份。党中央、中央军委对这项工作极为重视，刘少奇、邓小平亲自参与修改文稿，有篇文章邓小平同志就改了16处之多。元帅们不仅自己写稿，还负责审稿和处理编辑部的各类送审件，彭德怀元帅逐篇审阅了平江起义的文稿。可以这样说，这部书集中的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精英、军事精英及广大官兵的集体智慧。

毛泽东主席为丛书题写书名“星火燎原”；郭沫若称赞该书是表现伟大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茅盾称：这既是历史，又是文学

1958年9月，当丛书第一集上下册出版时，总书名为“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朱德总司令亲笔写了序言。1959年12月，毛泽东主席看了新排出的送审稿清样，兴之所致，挥笔为丛书题名“星火燎原”，从此丛书各集统称为《星火燎原》。直至上世纪80年代，共出版了10集，计635篇文章，360万字，印数达数百万册，这在中外出版史上都堪称一大奇观。丛书用13种文字向全世界公开发行。至于这部丛书的价值，郭沫若同志曾撰文评介，称它是一部记述中国革命战争的“东方史诗”。称其为史诗，应该说是恰如其分。一是由当事人写，写的是亲身经历，保证了作品的客观公正。二是故事性强，作者多用亲眼所见的细节记述，读起来分外感人。茅盾撰文称赞：这既是历史，又是文学。在这部文稿中，许多篇章如《突破天险乌江》、《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巧渡金沙江》、《翻越夹金山》、《九个炊事员》等都是记述革命历史的经典篇章，影响着一代又一代人的成长和进步，数十年来成为我们进行党史军史教育的最生动的教材，也成为多年来电影、戏剧、电视剧等多类文艺创作取之不尽的素材之源。

但就是这样一套史料价值很高的丛书，也不能不留下永久的遗憾，那就是由全国各地各部队挑选出的11610篇优秀稿件，能够入书的只有635篇，一大批同《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一样生动感人的篇章成为“未刊稿”被永久地藏之于“秘室”。至于原因，据亲历其事、年已90岁高龄的《星火燎原》老编辑黄涛同志回忆，当时必须考虑各方面军野战军的篇数平衡，有的部队篇数过多，即使文章很好很重要也不得不忍痛割爱。比如因为反映一方面军的稿量大，连刘亚楼这样的名将的稿件也不得不删去了。二是政治因素影响也是重要原因。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一批老同志如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人的文章因政治原因被列为“暂不刊用”或“后排”，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被批评的老同志也照例被列入“不刊用”的名单。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原因，那就是由于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时期，全国性用纸紧张，中央书记处和中央军委审核《星火燎原》书稿后，决定大大压缩出书规模，并在定稿后将丛书交由全国各省市自行印制发行，由各地共同解决纸张困难问题。这样，一些十分重要的历史史料记述及英雄事迹，成为了未曾写入史册的辉煌。

打开尘封50年的“未刊稿”，如同翻开一部由见证人书写的英雄史诗

从1956年举办纪念建军30年征文到2006年，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人民军队即将迎来建军80周年。与50年前一样，2006年12月，同样为了纪念又一个八一建军节，解放军出版社的几位同志想到了这批“未刊稿”，几经周折，他们终于找到了这批珍贵的历史存稿。此时他们发现，因历史原因，编辑部已几经变迁，加之地下仓库漏水，相当一部分稿件已经流失或受损，至今尚存的比较完整的文稿还有1000余篇，纸张虽已变脆，字迹经水浸后虽有些模糊，但从内容看大部分稿件质量极好，且每一篇都附有稿笺，并详细注明了当年未刊用的原因。编辑们看着这些开国将帅们的亲笔手稿，像面对面地聆听他们描述昨天的炮火和硝烟，大家以极大的热忱开始认真整理这批革命历史文稿。如今，十卷本的《星火燎原・未刊稿》终由解放军出版社推出。

毋庸置疑，这批由当事人记述的亲身经历，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一方面，上个世纪50年代，我们的开国将领们正值人生的宝贵年华，少数年龄大些的50多岁，大多数40岁上下，他们精力旺盛，记忆力好，思路清晰。另一方面，1956年党和军队的政治生活尚未受到此后发生的一系列政治运动的干扰，记述历史事件相对客观，这样那样的顾虑较少。再就是这些将领毕竟刚刚从战场上走来，对刚刚经历的事件记忆犹新，反映战斗生活真实生动。比如，同样记述大渡河、泸定桥、腊子口等一些长征中的著名战斗，不同的人因当时在不同的岗位会根据不同的经历来记述，有不同的视角不同的见闻，这样就会多侧面更加真实地展现历史，使关于这些重要事件的史料更加翔实。这批文稿的重新发现，无疑给我军历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重要的参证。

阅读“未刊稿”我们发现，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类似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激荡人心的英雄人物和故事，并非偶然现象和个别行为，几乎在每个部队都有许许多多与此相类似甚至更为感人的故事

我军建军80年，虽屡经战火却所向披靡，从大刀长矛、小米加步枪，到今天拥有现代化装备的多军种多兵种的强大武装，一个根本的原因，是我军有着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的优良传统。对这些优良传统，“未刊稿”作了生动而具体的展现。长征时担任红三军团五师师长的李天佑撰写的《把敌人挡在湘江面前》，就是一篇高扬革命英雄主义的优秀篇章，这篇文章记述了一个震撼人心的作战场面。1934年秋天，为掩护党中央渡过湘江，三军团五师在重要方位担负阻击敌军的任务。为保证中央纵队安全渡江，所有团营级指挥员冲在最前面，在几个小时的时间内，一批团长政委血洒阵地，仅十五团接连牺牲了两个团长，后来由师参谋长胡震直接代理该团团长，但没几分钟便牺牲在阵地上，打到最后营连级指挥员已所剩无几。在“拖不散、打不垮，誓死保卫中央纵队过江”的口号下，指挥员伤亡后立刻就有人自动代理，他们以牺牲500余人的代价，终于把敌人死死地拦在了湘江边的一片山地上，掩护党中央渡过了湘江。类似这样的记述，字里行间渗透着的是革命战士对党对人民的无比忠诚，表现了我军官兵一往无前、视死如归、面对绝境而义无反顾的决心和勇气。然而，即使这样的文章，当初编选《星火燎原》时，因考虑写稿人中高级干部太多，为照顾各方面的平衡，还是删去了。

阅读这些“未刊稿”，我们还发现，在人民军队的历史上，类似董存瑞、黄继光、狼牙山五壮士等激荡人心的英雄人物和故事，并非偶然现象和个别行为，几乎在每个部队都有许许多多与此相类似甚至更为感人的故事。比如记述解放战争密云攻坚战的《第十二名爆破手》，就是其中的优秀篇章。作者用亲身经历记下了攻克密云县城的悲壮一幕：在敌人强大火力面前，四野某部八连爆破组的12名同志，一个倒下来，又一个冲上去，面对敌人重机枪射出的密集子弹，没有丝毫的犹豫和彷徨，眼看11名爆破手都相继牺牲在敌人碉堡前，第12名爆破手王挺发奋起向前，背起炸药包冲向敌人碉堡。在同样的时间――1948年，同样的地点――冀东，爆破手王挺发用与董存瑞同样的壮举，演绎了与英雄董存瑞一样的悲壮故事。王挺发以身体为支点，炸毁了敌人的碉堡，为密云城的解放开辟了道路。同样在《虎腹掏胆》、《跟随杨靖宇突围》、《一个班打垮敌人两个连》等篇章中，我们都能看到一个又一个震撼人心的场面。为了理想和正义，英雄们慷慨赴死，今天听来，似乎显得有些像政治口号，而当年我们的先辈们，却是用生命来诠释这句充满英雄气概的格言的内涵的。正是因为有了一以贯之的英雄魂魄，我们的军队才无往而不胜。

当年红三军团十五团团长白志文在《特殊的连队特殊的班》一文中，详尽记述了红军抢渡湘江时，贺子珍为掩护师政委钟赤兵而身负重伤的经过。在部队过北盘江时，突遇敌机扫射，部队已隐蔽进树林，但断腿负伤的钟赤兵躺的担架此时却暴露在湘江边，密集的子弹射向担架。万分危急中，贺子珍毫不犹豫，一个箭步飞身扑在钟赤兵身上。历史留下了这悲壮的一幕，一个女红军用自己的身躯保护了钟赤兵的安全。敌机疯狂扫射之后，贺子珍几乎成了一个血人，她负了重伤，伤口多达17处。毛泽东知道后立即赶来，重伤的贺子珍为不拖累部队，提出了留在当地的要求，毛泽东态度异常坚决地说：抬也要把你抬走。说完他把自己的担架和一个强壮的警卫员留给了贺子珍。就是这样一个反映部队内部关系的动人故事，因当时碍于江青的特殊因素，在编选时不得不暂时搁置起来。此后关于贺子珍的这段英勇故事的记述，历史也只留下淡淡的一句话：“长征时她曾负过伤。”

在长期的征战中，我军上下之间形成的良好内部关系，是我军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保证，也是巨大凝聚力的来源。类似贺子珍的故事，在“未刊稿”中有很多篇章，也最为动人。记述红军过草地的《不知姓名的战友》一文，作者为邓仕俊，当时是普通的一名连队文书，因害伤寒病靠4位不知姓名的战友抬着行军。过草地时因饥饿先后牺牲了两名担架员，而在掩埋这两位战友时，竟不知道两位战友叫什么名字，因为4名担架员来自不同的部队。第三位担架员牺牲前，也只留下了一句话：对不起，同志，我不能送你过草地了。3位担架员用生命护送战友过草地，而他们却连名字都来不及留下。在《人人身下有银元》那篇不足2000字的短文里，记述了红军三军团某师伤员班的故事。部队宿营，当伤员休整时，发现人人身下都有银元，一块两块，有的多达十多块。原来行军时战友们怕伤员重伤留在当地，把自己的银元悄悄塞在了担架上的褥子下。其实，这是当年红军部队的一个极为普遍的做法。彼此之间，他们甚至互不相识，但同样的理想和信仰，使他们相互凝结出一种至高无上的战友情感。“同志”的称谓，在那时显得是那样纯洁无瑕。

《马兰草》的故事续写着安泰神话新篇。阅读“未刊稿”，让我们深刻理解“大地”母亲的丰富内涵

古希腊神话中的安泰，力大无比，是大地母亲给了他力量的源泉。可当敌人发现他的秘密，想办法让他远离地面时，看似强大的安泰却只能束手就擒。1943年，刘少奇以这个神话为题发表著名演讲，说我们的军队从南昌起义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之所以从胜利走向胜利，是由于大地母亲的力量支持，这个大地母亲不是别人，就是千百万真心实意拥护革命的人民群众。离开了人民，我们将一事无成。在“未刊稿”中，记述人民对革命战争的支持，是其中至为感人的篇章。《马兰草》的故事，是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七七一团的连长李炳甲讲述的亲历故事。当时，他和他的战友们用马兰草这种普通的植物来形容一个用生命保护八路军伤员安全的年轻女性。那时，他和一批重伤员隐藏在太行山里养伤，山里一位当过童养媳的年轻少妇对伤员关爱和照顾得很细致。那一天，一群日军侦察兵带着东洋狼狗来搜山，在距伤员藏身山洞不远处，狼狗汪汪地叫个不停，眼看离伤员潜伏地只有几十米了，伤员们一个个拧开了手中的手榴弹，准备同敌人决死一搏。危急关头，前来送饭的那位太行少妇按住了准备同敌人拼死的伤员，然后飞身朝另一个山坡奔去，那只本来朝潜伏地奔来的狼狗便飞一般朝妇女跑的方向追去，此后便传来狼狗的狂叫和这位妇女的失声叫骂。这个被誉为“马兰草”的女性用生命掩护了八路军伤员。然而，直到这位美丽少妇牺牲，大家尚不知这位太行女性的名字，只知道她是一个出身贫苦的童养媳，平凡得像太行山石缝里长出的开着淡蓝色小花的马兰草。其实，也不必细究她的真名实姓，80年来用鲜血和生命支持革命的广大人民，不正是马兰草的化身吗？我们的胜利正是在无数个像马兰草这样普通的群众支持下取得的。“未刊稿”中记述的，还有井冈苏区用生命掩护红军的兴国大妈，黔北大山冒着弹雨为红军摇船渡江的无名船工，沂蒙山里用乳汁救护伤员的年轻大嫂，淮海战役全家人推起小车踊跃支前的那位豫东老伯，解放海南岛用牺牲生命给部队带路的那位渔家姑娘……这些画面，如一幅幅立体雕塑一样，让我们一睹大地母亲的伟岸身影，领略安泰神话的深刻内涵，从而让我们更加由衷地热爱我们伟大的人民。

如今，“未刊稿”的作者们绝大多数已不在人间了，但他们亲笔书写的昨日经历和见闻，已成为先辈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

胡锦涛主席对我军光荣传统曾作过这样的高度概括：“听党指挥，服务人民，英勇善战。”这些经验，是广大官兵在80年历程中用鲜血和生命总结的。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的方强将军在《我当红军连队政治委员》中，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支部建在连上”的初期形成及后来被毛泽东同志作为建军经验的整个过程。红军初创时期，在一个由俘虏的白军、投降过来的敌军以及社会上的散兵游民组成的百人连队里，方强凭着对党的忠诚，怀揣一份由红军政治机关下发的“支部工作手册”，在连队建立了一个秘密支部，后来成为这样一个松散连队的领导核心，在作战中连队八名党员带头冲锋，遇有危难吃苦在前，把一个落后连队硬是改造成一个敢打能冲的红军基层连队。特别是在当战场上有人因怕死而想当逃兵、有极个别白军被俘军官企图煽动投降敌军等一系列重大变故面前，党支部一班人显现了钢铁堡垒的战斗作用，以强有力的凝聚力使连队始终团结在党的旗帜下，保持革命本色不变，最后成为战场上一把永不锩刃的钢刀。后来，毛泽东同志在认真总结这样一些基层连队经验的基础上，进行广泛认真的调查研究，对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确立了“支部建在连上”的组织原则。

“党指挥枪”，跟着党走，在党的旗帜下行动，这是人民军队80年来不变的政治信念。以往，我们在王愿坚的小说《党费》中读到过红军战士理想信念的无比坚定，但那是作者依据生活素材创作的人物故事。在“未刊稿”中，我们读到的却是比《党费》更为感人的真人真事。在《党费――鹅卵石》一文中，作者记述了红四方面军某部在最为艰苦的年代，身无分文的党员们以鹅卵石代替党费的数目每月按时向党小组长上缴党费的故事。那时每到月末，党支部书记便把党员们上缴的党费――鹅卵石，按预定地点埋入地下，然后再保管新的党费。新党员们对这个做法起初有些不解，因为这鹅卵石毕竟不是钱啊！后来才知道，在极端困难的时期，红军的许多基层党员都是这么做的。洁白的鹅卵石，象征着一个共产党员的纯正无私和对党的事业的无比忠诚。党的概念，那时在先辈的心目中，不仅是一个组织概念，更是理想信念的化身，是一个宁可为之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的精神信仰。同样《党在我心中》、《老王同志》、《半罐盐》等篇章中，一个又一个催人泪下的故事，让我们一次又一次领略了老一辈党员的至高境界。

与眼下的有些回忆文章不同的是，这些出自开国将帅之手的生动文字，在写下“过五关斩六将”的历史业绩的同时，也不忘向后人说明他们也曾有过“走麦城”的教训，在他们看来，这是更为宝贵的精神财富。有篇反映抗战斗争的文章，记述的就是这样一件事：1943年，新四军某部举行一次大型集会活动，为了向上级领导和友邻部队展示部队的整齐划一，在集会时，部队领导指示将机枪、步枪、手枪分别集中在会场同一边分类摆放，看起来像是武器博览会，威武美观。但是他们却忘记了追求形式美观的人枪分离是战争条件下的大忌，如遭遇不测十分危险。果然会议进行中，突遭日军包围，慌乱之中干部战士拿到的武器与自己身上背的子弹不配套，无法向敌人射击突围，部队乱作一团，自然这一仗部队损失惨重。血的教训也同样向我们昭示：形式主义、表面文章无论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我们党和军队必须戒除的。

无论经验和教训，都是一代先贤用鲜血用生命书写的历史，从他们的足迹中，我们品味咀嚼理想、信念、奉献、牺牲这些字眼时，显得是那样具体、形象和厚重。如今，“未刊稿”的作者们绝大多数已不在人间了，但他们亲笔书写的昨日经历和见闻，已成为先辈留给我们最为宝贵的精神财富。在人民军队建军80周年之际，我们应对这些先辈致以最庄重的军礼！

（本版图片均取自解放军出版社2007年8月版《星火燎原・未刊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