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王胡报道 1989年，冷战结束。新保守主义哲学家弗朗西斯・福山随即断言，历史已告终结。盛行世界半个世纪的间谍小说，似乎也将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而灰飞烟灭。那时又有谁能料得到，18年后，俄英两国还会因为间谍问题再度爆发外交战，甚至像过去一样互逐外交官。
也许纯属巧合，与上
《星期日泰晤士报》的报道说，消息一出，立刻在惊悚小说界引发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骚动，许多人觉得，他们苦苦寻找了18年的假想敌又回来了。他们中有些人本来已经与时俱进，将形形色色的恐怖组织作为目标，从本・拉登的“基地”到巴斯克分离主义者的“埃塔”，但它们似乎远远不够强大，缺少世界性的广阔舞台，难免造成情节简单，人物单薄，虽有打打杀杀，却不足以展开那么多的背叛、阴谋和女色背后的深度较量。
于是，间谍小说大师约翰・勒卡雷把新作的主人公派往非洲，而后起之秀、女作家毛琳・弗雷利（Maureen Freely）则把故事放到了土耳其。弗雷利女士也是土耳其大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奥尔罕・帕慕克作品的英译者。俄罗斯畅销作家鲍里斯・阿库宁则继续写19世纪背景的侦探方多林系列，尽管被认为在变相赞扬普京总统，却也受到西方读者的欢迎。
大特务邦德重回冷战，或许是一个信号，间谍小说作家们在创作时，会再一次把今天的俄罗斯作为假想敌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