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曾思想的足，从渊深的历史学中起步，一步老庄，一步禅门，一步碑林，一步画苑，一步诗坛，一步古人，一步造化，一步外洋，一步中华。
――冯骥才
1960年前后，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陆续出版了一套《中国画家丛书》，引起了我的兴趣，每出一本我都要买来看。我觉得，这一类书对知识性、理论性、趣味性都要求很高，作者需要具有高深的专业知识、雄厚的理论基础、坚实的文学功底以及多方面的阅历和修养，否则是断断写不好的。
后来，这套《中国画家丛书》又出了一本《徐悲鸿》，我一看，作者的名字叫做“范曾”。我想：这个名字挺好记，他和西楚霸王项羽的谋士亚父范增不仅同音，字形也接近，当时我也就买了一本。看了以后，我感觉这本书写人叙事要言不烦，文笔流畅多彩，画论不仅中规中矩，而且很有见地和新意，俨然大家风范。后来，一打听，才知道，范曾是一名中央美术学院的在校学生。这很出乎我的意料，心想：一个青年，在上学期间，能够写出这种专业性很强的书来，而且介绍的是一位大师，实在很不容易，此人一定才华非凡。从此，“范曾”这个名字引起了我的注意。（1999年范曾先生在我处又见到他这本早期著作，在包封上题了“四十年弹指一挥，抚读少作，曷胜慨叹！此时范曾已六十一矣。”）
荣宝斋编辑室可谓人才济济，消息也比较灵通，经常可以听到一些美术界的新闻。尤其女画家郭慕熙女士，她是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教授、工笔人物画家刘凌沧先生的夫人，从她那里经常可以听到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些情况。
1962年夏，有一天，郭慕熙女士讲起了中央美术学院的一件新闻：中央美术学院有一个学生叫范曾，很有才华，是刘凌沧、蒋兆和、李可染、李苦禅等大师指导的学生，很受几位大师的器重。这个学生的毕业创作画了一幅历史画《文姬归汉图》，画面很大，是丈二匹的横幅，画得非常好。画完以后，他打听到郭沫若先生家的地址，毫无顾忌地拿着画径自跑到郭老家里。郭老的秘书王廷芳收下了这幅画，当晚转交给郭老。郭老打开一看，非常喜爱，说：“你先放在这里，我给他题几个字。”当时郭老写完历史剧《蔡文姬》不久，看到这幅《文姬归汉图》不禁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凌晨3点钟就从床上起来，写了一首很长的诗，然后把画铺在地板上，一个人匍伏着把诗题到了画卷上，诗前还写了简短的序，亲切地称范曾“江左小范”。随后郭老在他的寓所接见了范曾，夸他“画得很好”，还说：“你以后如有杰作，可以拿来，我还可以给你题诗。”这件事在中央美术学院传得沸沸扬扬，轰动一时，也引起了有关领导的不满，他们认为，一个学生直接找国家领导人题字，不甚妥当。如成风气，那还了得！
范曾的毕业创作竟然使才华横溢的郭老感动，并为他题诗，且奖掖有加，实在了不起！他那无忌无畏的精神也令我钦佩。从此这位“江左小范”更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
不久，郭老的那首诗，在《文汇报》和《人民中国》上发表，成了郭老的名篇之一，后来收入郭老的诗集《东风集》。其诗为五言古体，长达48句，诗前果然有小序：一九六二年七月八日，江左小范作《文姬归汉图》索题，因成此诗。诗和序都写得风华婉转，笔力遒劲。
范曾此后感觉没有更满意的作品，便没有再去郭老家。而有郭老题字的范曾作品《文姬归汉图》一直在中央美院收藏。这些当然都是后话。
“文革”之前，我到故宫博物院参与古画临摹，曾经和刘炳森先生在一个院子里工作，经常在一起议论书画界的事，我向他提起范曾，并述仰慕之情。炳森道：“范曾？是我三弟，是‘历博’（‘中国历史博物馆’的简称）的。”当时图书馆和博物馆算是一个系统，总称“图博口”，那时候范曾已经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刘炳森在故宫博物院工作，所以他们常有见面机会。“赶明儿有机会我带你见见他。”炳森爽快地说。
光阴似箭，大家忙于“四清”、“文革”，一晃几年。我一直想见一见范曾，却没有机会。
到了1970年，文化部系统的干部都被轰到湖北省咸宁“五七干校”去接受“再教育”。“图博口”的人员在“452高地”驻扎和劳动，而荣宝斋、人民美术出版社属于“出版口”，组成一个25连，驻扎在距离“452高地”不远的另外一个地方，我也常路过“452高地”。
后来，“干校”举办一个展览会，是有关学习毛主席著作之类的内容，地点就在“452高地”。“五七干校”的人纷纷到“452高地”去看展览，那天我也去了。
一来到展览会的大门口，我就碰见了刘炳森。炳森笑嘻嘻地说：“大米，你不是想要认识范曾吗？”然后一指站在他身边的青年，说：“他就是！”
我定睛一看，这个青年天庭饱满，眉若卧蚕，目光敏锐，神态举止儒雅大方，果然非同凡响；只是他面色略带忧郁，这也不难理解，当时许多知识分子心情都不大好……
对方伸过手来说：“对，我就是范曾！”
就这样，在患难中我和范曾相识了，两个人都有相见恨晚的感觉。从此，我们建立下几十年的友谊。
从“干校”相继回到北京以后，我和范曾常有来往。1976年范曾新分配到一处房子，地点是在东直门外新源里。得到消息，我去看他，为他贺乔迁之喜。
来到他的新居，墙上一张刚刚画好的四尺整纸的泼墨人物画，立即吸引了我。画面为一尊罗汉，拄着很高的竹杖，长袍下有一只很生动的猴子。笔墨淋漓酣畅，超逸绝尘，似在挥洒天马行空之豪情；腕底惊雨疾风，电掣雷奔，像是具有扛鼎拔山之神力。我吃了一惊，因为还从未见过哪一位现代画家用这类手法表现人物。我对范曾说：“你直逼梁楷，很了不起！”
梁楷，南宋画家，简笔泼墨人物画之祖师，他善于捕捉对象的主要特征，笔墨简洁酣畅，具有十分传神的效果。但是八百年以来，继承梁楷传统的人几乎没有，因为这种画不但需要高超的笔墨技巧，还要求画家很有才气，擅长在创作中因势利导和临场发挥，才能产生出人意料的效果。
范曾听了我的赞扬，立即从墙上取下画来，送给了我。
第二天上班，我就把这幅《罗汉图》挂在了编辑室，大家一看，一片叫好声。
应该说，这幅泼墨人物画是范曾找到自己的艺术语言、进入绘画成熟期的一个标志。今天看来，其意义何止于他个人的成功呢？范曾泼墨人物画的出现，使几成绝响的梁楷泼墨人物画，于八百年之后，再次奏出黄钟大吕般的华美乐章，它必然会在中国绘画史上留下浓重的一笔。
上苍为什么拣选范曾来完成泼墨人物画存亡继绝的任务呢？我认为这既有客观的条件，也有主观的因素，二者不可缺其一。范曾出身于世代书香之家，其祖先可上溯至北宋大文豪范仲淹，代有才人彪炳史册。2004年范氏13代诗集《南通范氏诗文世家》21卷出版，从中我们可以看到范曾以上13代先祖都出诗人，都有诗集，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亦属罕见。其次，范曾是一位罕见的天才。他4岁能背诵《岳阳楼记》，吟咏出“绿羽顶红冠，花开处处啼”（《咏鸡冠花》）的诗句；13岁加入南通市美术家协会;24岁绘《文姬归汉图》，受到大文豪郭沫若的赞赏和奖掖。他天赋超群，博闻强识，过目成诵，才华横溢；他不仅画画得好，字写得好，而且文学、史学功底深厚，诗歌、散文出类拔萃。他的博学强记，给我的印象太深刻了。三十多年的交往，又二度为邻，平时我有不解之处，常去请教他。他都是从字面到出处，举一反三地告诉我，怕我听不懂，大都当即找张纸写给我。问一句古文诗句，他马上前后背诵出来。一次当众背诵《离骚》，2476个字，一字不差。
1962年他被分配到历史博物馆工作，每天除黎明即起、跑步晨练外，几乎足不出户。工作之外，他痛下白描工夫，利用历史博物馆的有利条件，临摹了大批传世名作，如宋李嵩《货郎担图》、唐张萱《捣练图》等等，从五代石恪到南宋梁楷，直到明清的八大、石涛、“扬州八怪”，他无不悉心临摹，常至深夜。“画人难画手”，为了画好手，他竟画了数以千计的手的白描写生稿。我曾经惊异于范曾不论画多么大的画儿，全都放笔直取，从来不打草稿。当了解了他所付出的超乎常人的努力后，我终于悟出了其中的奥秘：他的成功是他几十年如一日含辛茹苦，潜心磨砺，奋斗不息的结果。
对范曾更大的磨砺和考验发生在1977年。
这一年，粉碎“四人帮”不久，虽然文艺界拔乱反正的工作还没有开始，范曾却已经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了。这时候，我第二次下“干校”，去的是位于石家庄的国务院“五七干校”。不久就接到范曾自北京的来信，他病了，而且不轻，北京医院会诊结果为结肠息肉，恶性贫血，血色素5.6克，不及常人的一半。接到消息，我十分震惊，急忙复信慰劝。
范曾的第二封信，情绪已趋平静，他说：自己刻苦自励，身怀绝技，若就此而去，上负青天，下愧父母；他必须做一件有意义的事，留存人间。考虑再三，决定画一本《鲁迅小说插图集》。因为他自信，白描在国画界无人过其右，他又十分敬佩鲁迅，自觉对鲁迅先生小说的理解应无大谬。于是我又回信，对他画《鲁迅小说插图集》的决定深表赞同并对他说：“一定要把《鲁迅小说插图集》当作你的定音鼓来画。”
范曾很快再次复信称：“知我者，景扬也！”他告诉我，他嘱医生将输液管插在脚上，将一小几置于病榻，每天伏几，作画不辍。我再次鼓励他说：“我回去以后，估计你也画完了，我一定跟领导商量，凭你的水平，出版我想不成问题。”
范曾怀着生死搏击的悲壮情怀，以顽强的意志，强忍一切病痛与烦恼，全身心地投入到《鲁迅小说插图集》的创作之中。手术之后病体极其虚弱和痛苦，但他仅仅卧床几天，一能爬起来，就又伏几作画了。起初他所见线条皆成双影，须静心凝神，方渐转清晰。这期间，我与范曾书信来往很多，大多是谈《鲁迅小说插图集》的事。我从“干校”返京之日，范曾《鲁迅小说插图集》已经全部完成，包括《呐喊》、《彷徨》、《故事新编》，计44幅。我计算了一下，他住院两个月，平均一天多能完成一幅，作为一名病人，实在令人难以想象，他简直就是在和死神赛跑啊！而且，他画得格外地好：构图谨严精妙，造型生动传神，线条刚劲有力，描画精到入微。尤其可贵的是对鲁迅先生小说的理解相当深刻，使画面内容表现很准确、丰满而含蓄。捧着厚厚的画稿，我感觉沉甸甸的，这每一幅画，都是他发掘出的他的全部智慧的结晶及他的全部力量和潜能，燃烧着的都是他全部的生命之火。
我立即全力以赴，投入到《鲁迅小说插图集》的编辑出版工作中。题字找的是刘炳森先生，图章是康默如先生所刻的。不久，装潢精美的《鲁迅小说插图集》便由荣宝斋出版社出版问世了，印数达20万册。
当我把散发着油墨清香的《鲁迅小说插图集》送到范曾手里的时候，他已经奇迹般地康复了。他非常动情地对我说：“我原来以为它会是我唯一留在人间的东西，没想到我的病奇迹般地好了，它会成为我艺术生命的新起点。”
1977年出版的《鲁迅小说插图集》果然成了他艺术生命的新起点，他的艺术像是脱缰的野马，迸发出无限的活力，奔驰腾跃，勇往直前，一发不可收拾。从此，一幅幅充分发挥了聪明才智和深厚笔墨功力的作品源源不断地涌现出来。
（本文摘自《论范曾》，季羡林、叶嘉莹等著，本文作者为原荣宝斋副总经理米景杨，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定价：34.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