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父浦江清先生从1929年由清华国学院转入中文系后，近三十年间，一直从事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工作。他素有撰写一部中国文学史的心愿，不幸因英年早逝而未能实现。家中珍藏着长期教学积累下来的讲义，虽因抗战而有所缺失，但仍数量众多，足以完成一部古代文学史。这是父亲心血的结晶，它们已等待了半个世纪，再不及
说到教古典文学，人们会想到“老夫子”。父亲治文学史却没有迂腐的夫子气。他具有进步的中西史学观，系统掌握了西方的哲学、美学思想、文艺理论，又深入研习了我国传统的哲学思想和文艺理论，达到中西融通的境界，因而能在世界历史文化的大背景下观照中国文学，能运用科学理论来观察文学现象，诠释其源流兴衰、发展变化，比较异同。
古典文坛向来以诗和古文为正宗，轻视词、曲、小说。父亲深谙历代文学的蜕变之理，没有这种偏见。相反地，由于每一种文学样式的源头，都在民间，他倒是格外看重率真而富有生命力的俗文学。他在《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中写道：“凡一种文学，其发展之历程，必有三时期。一为原始的时期，二为黄金的时期，三为衰败的时期。此准诸世界而同者。原始的时期真而率，黄金的时期真而工，衰败的时期工而不真……先生夺第三期之文学的价值，而与之第一期，此千古之卓识也。”宋元话本、元杂剧与南戏的可贵之处，就在于它们是真而率、真而工的文学。因此，父亲所讲的古典文学，不是放在玻璃柜里仅供远观的文物，而是充满生活气息、具有现实意义、足以引起今人共鸣的文化精品。
在整理讲稿中，最令我们敬服的，是父亲的师德和学养。当时他胃病频繁发作，健康状况每况愈下，却承担了为《杜甫诗选》作注的工作，正值《红楼梦》讨论期间，白天多半要开会，全靠熬夜工作。但在他心中，教学是第一位的。他在1955年4月致陆维钊函中说：“唯课务颇重。宋以后文学史一段，多小说戏曲大部，阅读既费时间，分析批判能力不足，因此备课时间所费最多。”“中国文学史（第三段）”是中文系本科生的课，以他的功底和长期的教学经验，任教自然游刃有余，但他却为备课花费了最多的时间。连教三遍，每遍都有系统详尽的讲稿。一个章节，往往先写有提要，再作详述；一个问题，一次写得不满意，便再写一遍。考虑到学生的接受能力，讲稿深入浅出。语言风格，也与早期讲义的文白夹杂不同，纯用语气连贯的口语。字里行间，处处流露着他对学生的期望关爱，体现着兢兢业业、一丝不苟的认真负责态度。除系统的讲稿外，配合着各章节，他还搜集了许多资料。如关于苏轼的“乌台诗案”，他抄录了中丞李定、监察御史何大正等的札子，苏轼本人的长篇供状及御史台的结案状等，竟达五、六千字。在课堂上讲到诗案，只能作简单介绍，但为此所费的精力却不知有多少。（本报刊发时有删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