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把当今流行的“说历史”的方法总结一下，基本就是两种：一种以阎崇年为代表，选择某一片断着力勾勒，用马把历史肢解；一种以易中天为代表，注重自己对历史的理解，用自己的马把历史肢解。这两种方法的流行，都依赖于自身的亲民性，毕竟大家都喜欢窥探别人的隐私，比如“禄山之爪”究竟有没有“洗凝脂”，比如元
因此，笔者相对喜欢阎老板的做法，因为研究历史的人大多是这么做的。至于易中天，梁启超曾经说过：“我以为史家第一件道德，莫过于忠实。如何才算忠实？即‘对于所叙述的史迹，纯采客观地态度，不丝毫参以自己意见’便是。”（《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第二章《史家的四长》）对于历史，我们可以发思古之幽情，可以来一首《念奴娇・赤壁怀古》，但是，如果用来做学问，自然要有学术的态度、方法和目的。历史片段加历史片段等于推论的结果，历史片段+历史片段+自我想象等于什么？等于“吾马分尸”。
在这一点上，余秋雨和李国文就很聪明，把自己的文章归到散文一类，拿古代的事儿发发牢骚，让大伙儿爽一把。李国文的新作《文人遭遇皇帝》仍然是散文的路子，可能是年纪大了，愤怒少了一些。当然，他也未必愿意让读者老是生活在愤怒之中。
历史不允许想象，但未来可以，因此未来很适合用“吾马分尸”的方法。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1982年出版的《大趋势――改变我们生活的十个新方向》，这本书给人印象较深的是，约翰认为人类发展的结果是政治的民主化和地域化。24年后的今天，国内一位41岁的地级市副市长周海成出版了另一本《大趋势》（中国文联出版社），书中的观点却是“国家正在消亡”、“全球化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这位副市长在2007年参加由北北组织举办的世界政治论坛大会，并进行主题发言。任何人都可以畅想未来，无论是未来学家、政府官员，还是我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