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中国人的取名习惯，“冯友兰”这一名字太有点女性化，而其实却是中国男子中的伟丈夫。作为中国现代哲学大师、新儒家第二代代表人物的冯友兰（1895―1990），一生勤耕不辍，著作等身。冯去世时，门人曾撰挽联云：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求仁得仁，安度九十五岁；
誉之不加劝，非之不加
北京西郊香山脚下，冯友兰陵墓的碑阴，刻有如下一联：
三史释今古；六书纪贞元。
上两联中之“三史”、“六书”、“四百万言”，概括了冯一生的学术贡献，也揭示了冯“阐旧邦以辅新命，极高明而道中庸”（冯自题联）的“平生志事”。其中“三史”是指冯著《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六书”则指其“贞元之际”（抗日战争时期）所著的《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六部反思中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专著。冯友兰一生除专攻中国哲学外，还写过不少学术散文与诗词，其为14卷本《三松堂全集》所作的序言，竟洋洋洒洒写了26万字，这恐怕是本世纪最长的一篇序言了。
冯友兰留给后人的“四百万言”，无疑是一笔巨大的世纪文化遗产，如今学林已有不少人士投入到冯学的研究，专门的研讨会也开过多次。但冯友兰对其一生著作最感得意最不能忘怀者，却是他1946年写于昆明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碑文》。
西南联大，这座诞生于抗战烽火、只有短短九年校史的大学，却创造了中国教育史上联合办学、民主治校的典范，在国难深重的年代，为中华民族培养造就了一大批优秀人才和与国际最先进水平接轨的杰出科学家，功在当时，名载史册。1946年5月，当联大三校（北大、清华、南开）决定复员北上时，回顾九年艰苦办学的历程与煌煌硕果，面对行将告别的春城昆明，对此一段光荣历史，怎能不勒石树碑昭告后人呢？于是，三校经过悉心规划，一块由联大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撰文、中国文学系教授闻一多篆额、中国文学系主任罗庸书丹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碑》就在昆明诞生了。这是20世纪中国文化史、教育史上的不朽纪念碑，也是一块文、书、刻俱珍的“现代三绝碑”。
1976年，作为碑文作者的冯友兰已届81高龄，但当他回忆起30年前撰写碑文的经过，仍感慨系之，不能自已，以至夜不能寐，欣然写下了《西南联大纪念碑碑文自识》这节文字：“碑建于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原大饭厅后小土山上。文为余30年前旧作。以今观之，此文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寓六朝之俪句于唐宋之古文。余中年为古典文，以此自期，此则其选也。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有蕴于中，故情文相生，不能自已。今日重读，感慨系之矣。敝帚自珍，犹过于当日操笔时也。”
冯友兰对其一生中最感得意的这篇碑文，实在不应被现代文化史、文学史遗忘。尝见近年散文“出版热”中，有多家出版社推出了“学术散文”，但所选大多为学术意义上的论文，而与文学尺度上的散文两不相干。所谓“学术散文”（假设此文体能成立的话），拙以为至少应注重下列两点：第一，文章不是为研究探讨学术问题而写（否则即是学术论文），但却蕴含着相当的文化精神与哲思；第二，文章须讲究词藻，富于文采，充满情感，表现着作者的生命体验与美学感动。从这一角度考量，我以为冯友兰的联大碑文，实是一篇难得而难求的“学术散文”，诚如其自识所言“有见识，有感情，有气势，有词藻，有音节”。但所惜者，近年出版的“学术散文”均未予收录，实为一大遗憾。余每读此文，浩然元气，入于心脾，不能忘怀，故发此短言，以表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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