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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旧事”折射社会变迁

2007-08-22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于德源 我有话说

《北京近百年生活史(1840-1949)》,袁熹著,同心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39.00元

近年来,一度沉寂多年的中国社会生活史领域不断有新作涌现出来,如《元代生活史》、《明代生活史》、《生活在清代的人们

》,等等,宛如群星灿烂。摆在我案头的袁熹先生大作――《北京近百年生活史(1840-1949)》就是群星中颇为耀眼的一颗。

所谓社会生活,包括人们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节俗礼仪、经济生活、文化生活、居室建筑、文教卫生,以及不同时期社会群体的生活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社会禁约、人际关系,等等,无所不包。内容之丰富驳杂,其他学术领域无法相比。但是,正因为如此,研究叙述起来就格外困难。因为,这些在今天我们看起来感到新奇、鲜活的历史,在当时却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并不被社会重视;特别是作为社会主体的一般百姓的社会生活行为更不会被官方正史记载。这些材料大多是作为逸闻而散见于从南方或外国来到北京人士的私人笔记或清末以来出现的报章之中。资料的极端分散,成为社会史研究者和爱好者进入这个领域的重重难关。

然而,众所周知,对于人类而言,社会生活史是历史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缺少社会生活内容的历史只能是干瘪的骷髅。同时,我们前面所述的各种社会生活行为和现象的形成、嬗变,其深处无不与社会政治、经济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特别对于北京来说,在中国封建社会晚期作为都城达700余年,民国时期也是北方的文化中心。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民族冲突无不在这里得到充分的反映。一方面是在长期生活中形成的帝辇之下天子臣民的莫名其妙的独特优越感和自大心理,另一方面是在朝代鼎革之际首当其冲地忍受着社会剧变的阵痛。举例来说,清军入关以后,北京居民首先承受“易服剃发”的民族迫害,随后的“兵民分城”而居的强制政策,又造成旗人和平民200余年的鸿沟。至于自顺治延续到康熙初年的圈地,更使北京周围500里范围内的地主和自耕农在一夜之间从富裕小康之家变成倾家荡产的贫民或满洲家奴。有些则在补偿的名义下被迫举家迁到土地贫瘠的山东和河北沧州等地。然而辛亥革命之后,随着大清江山的颓然倒塌,又使在北京居民中地位较高的旗人家庭在一夜之间彻底失去生活来源,成为赤贫百姓。乃至到民国期间,北京胡同里操持贫贱职业的人群中,竟有不少王公贵族的后代。

社会生活无比深刻地反映社会的变化,作者选择1840年鸦片战争到1949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研究北京社会生活的区间,这是十分有眼光的。我们可以回顾一下,这100余年间中国发生了多少重大事件,其中有很多事件如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的两次入侵、康有为戊戌变法和慈禧太后的北京政变、义和团运动、五四运动、卢沟桥事变和北京的沦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等等,都是在北京发生的,北京居民本身就是参加事件的主体。因而,无论事件发生过程中还是事件发生以后,北京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变化都是最突出、最深刻、最鲜明的。这些重大历史事件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是北京任何一个社会阶层和任何一个家庭都回避不了的。

本书作者从城市人口的变化、城市经济生活、社会各阶层的兴衰变迁、城市生活的变迁、文教卫生与精神生活、家庭与人际关系等六大方面对该时期北京社会生活变化进行了深入观察,并把这些变化放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进行分析和考察,探讨社会生活变化的真正原因。胡绳先生有一部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是关于这一段历史前期的政治、思想史,袁熹先生的《北京近百年生活史(1840-1949)》从社会生活的角度去把握时代变化的脉搏,两书可谓相得益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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