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一位西方专栏作家说，若干年前他在法兰克福书展上遇见了一位美国女出版商。她问他：“你有个不幸的童年吗？”他深感惊讶，不禁扪心自问，难道我的外表显得特别忧郁？“哦，没有。我的童年事实上很幸福。也许当时不应该有这么多作业，除此之外，我没有任何抱怨。”这位出版商听后非常遗憾，迅速消失在人群中。与专
人类发展到今天，有两个弱势群体好像亘古不变，即妇女和儿童。自20世纪60、70年代西方世界兴起的妇女解放运动以及随后出现的女性主义理论深入到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以来，反映妇女在男性社会中所受歧视与屈辱的“伤痕”文学已很难引起轰动效应了，于是出版商与作者就合谋去开创另一个披露“弱者不幸”的文学领域。这也许就是当前“儿童悲惨文学”成为了许多出版商“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理由所在。
那么，近年来频频登上畅销书排行版并且往往“久久不肯离去”的“儿童悲惨文学”都具有哪些特点呢？我们就以近年来在英美大为流行的若干部有关作品为例做些分析。
首先，这些回忆录的作者或者说主人公一般都来自于社会的底层，居住在城市的贫民窟，家庭贫困、父亲或母亲是酗酒者、毒品吸食者或（性）心理变态者，缺乏对家庭的责任感。例如，《被称作“它”的孩子》（AChildCalled“It”,byDavidJ.Pelzer）中的酗酒变态母亲、《在紧闭的门后》（Behindcloseddoors,byJennyTomlin）中的好吃懒做、实施家庭暴力的父亲、《别告诉妈妈》（Don’tTellMummy,byToniMaguire）中乱伦的父亲、《安杰拉的灰烬》（Angela’sAshes,byFrankMcCourt）中酗酒、游手好闲的父亲以及乱伦的母亲、《丑八怪》（Ugly,byConstanceBriscoe）中对女儿施暴的母亲以及同样有暴力倾向的继父，《千万别说》（Don’tEverTell,byKathyO’Beirne）中遗弃女儿的父亲以及对遭遇不幸的妇女实施进一步摧残的马戈戴林修女洗衣房。
其次，他们在童年时期的遭遇非常类似。若是男孩，通常是被暴打及其他形式的肉体虐待、精神上受到羞辱、长期处于饥饿状态，在死亡线上挣扎。若是女孩，除以上不幸外，必定还蒙受性侵犯。他们总是处于无助状态，原因是另一位家长的懦弱、自己与家长因各种理由的隐瞒以及社会的漠不关心。在此，读者不仅感受到了世态的炎凉，而且还惊奇地发现，天底下竟有如此多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甚至对自己的子女都能进行这样毫无人性的摧残。
最后，同时也是非常关键的是，他们都英勇地挺过来了，其中还不乏成功人士。也就是说虽然童年时期“历经劫波”，但结局毫不例外都是“大团圆”，这正与通俗读物的读者趣味相契合。例如，《被称作“它”的孩子》的作者戴夫・佩尔泽18岁时加入了美国空军，后因从事“儿童受虐及其预防”教育成绩卓著而获得了包括“美国十大杰出青年”以及“世界杰出青年”在内的诸多重要荣誉；《在紧闭的门后》的作者珍妮・汤姆林把女儿培养成为了一名英国的著名演员；《丑八怪》的作者康斯坦斯・布里斯科成为了英国的出庭律师。
其实，讲述儿童经历的书在中西文学史上都不乏经典之作。对此，我们会很容易地联想到英国小说家狄更斯的《雾都孤儿》、《远大前程》，法国作家都德的《小东西》、马洛（HectorMalot,1830-1907）的《苦儿流浪记》、帕尼奥尔（MarcelPagnol,1895-1974）的《儿童回忆录》三部曲――《父亲的荣耀》（1957）、《我母亲的城堡》（1959）与《秘密的时代》（1960），以及鲁迅的《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雪》、《风筝》、《呐喊自序》、《故乡》、《社戏》等等脍炙人口的作品。但与上述“儿童悲惨文学”相比较，这些前辈的作品至少有三大不同。其一，回忆童年，并不是一味的是令人触目惊心的受难，往往是有痛苦，也有欢乐，正如女性确能引发诗意，童年也必定伴有牧歌，也许这才是童年生活的真谛。其二，虽然贫困照样是童年不幸的导火索，但并不主要把不幸简单地归咎于家庭暴力与虐待儿童的特殊性，而往往把矛头指向社会不公正的普遍性。其三，虽然大部分讲的是自己的事情或以自己为原型，但他们往往把作品归入“虚构文学”一类，不像当今的许多作者，明知自己的作品并非完全真实或基本属于虚构，却非要说“我书中的所有情节都是据实写来，精确无误，没有半点虚构”（其中一位作者语）来误导、欺骗读者。
按西方的传统，传记必须真实，不容虚构演义。而且，按人类的情感发泄规律，活生生人物的真实苦难才能引起最大的同情。然而，生活中的真实往往缺乏戏剧性，为了取得轰动效应，作者与出版商于是就开始处心积虑地开始发挥想象了，这其实早就被钱锺书先生不幸言中：“有些人在创作时想象力贫乏得可怜，可一旦写起自传，想象力就丰富得可怕。”当然，钱老先生指的是某些人借写自传来美化自我，逃避责任，而当前西方儿童苦难回忆录的“以虚构为真实”无非是由金钱与利润驱动的。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