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摩司•奥兹以写作寻求心灵宁静

应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的邀请，当代以色列杰出作家阿摩司・奥兹已于8月26日抵京，开始了为期两周的访华旅程。奥兹

阿摩司・奥兹(Amos Oz1939-)

当今以色列的杰出作家，早年曾经在耶路撒冷希伯来大学攻读文学与哲学，多年在基布兹任教。后为以色列本-古里安大学希伯来文学系终身教授，是目前最富有国际影响的希伯来语作家。他的作品被翻译成30多种文字，曾获多种文学奖，包括法国“费米娜奖”，德国“歌德文化奖”，“以色列奖”、拉美世界最有影响的“阿斯图里亚斯亲王奖”以及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等。

主要著述

迄今已发表了《我的米海尔》（1968）（有中译本）、《黑匣子》（1987）、《了解女人》（1989）（有中译本）、《爱与黑暗的故事》（2002）（有中译本）、《咏叹生死》（2007）等12部长篇小说，《胡狼嗥叫的地方》（1965）、《直至死亡》（1971）、《鬼使山庄》（1976）（有中译本）等中短篇小说集，《在炽烈的阳光下》（1979）、《在以色列土地上》（1983）、《以色列、巴勒斯坦与和平》（1994）等杂文、随笔集和儿童文学作品。

问：在过去的十几年间，你曾经向我谈起过你自幼便梦想有朝一日走访中国，现在你已经梦想成真，脚踏中国的土地，你能告诉我你现在的感受吗？

奥兹：我首先告诉你我为什么对中国充满了向往。我曾经对你说过,我父亲懂十几门语言,但始终没有攻下中文这道难关,于是滋生起对坐落在亚洲大陆另一端的遥远中国和中国文化的神往。我自幼读了许多描写中国历史的书籍，那些书籍中充满着对那个遥远而陌生国度的描述与想象。尽管它们未能勾勒出一幅幅清晰的中国画面，但是在我的心目中形成这样一个印象，那是一片神奇而奇妙的土地。我清楚地记得，我开始学习英语时，是在20世纪40年代，当时巴勒斯坦由英国托管，第一篇课文中写的便是，有一个人住在非洲，去中国寻找神灯。对于一个小孩来说，中国则是神灯之邦，如果你想寻找神灯，就要去中国。当然，从那时起，我也渴望了解认知中国，渴望有朝一日前往那个神奇的国度。而今，我终于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我的梦想真正化作了现实。我现在还无法说出我对中国的感受，因为我刚到中国几个小时，回答这个问题有些为时过早。但我仍然怀着强烈的好奇与愿望要去了解中国。

问:在20世纪90年代，你曾经把译林版五卷本奥兹作品集的问世比作“从亚洲西部的一个小国到同一大陆的东方大国旅行”。而今，你的九部作品已经翻译成中文，你自己也到中国旅行，你想对中国和中国读者说些什么吗？

奥兹：我只想重复在致中国读者中所说过的话，希望我的文学创作能够为架设世界上两个最古老文明之间的心灵桥梁尽微薄之力，因为不同的民族互相阅读对方的文学或许是了解对方思想与灵魂的最佳途径。也希望我的来访能在这方面做点微薄的贡献。阅读文学确实是了解另一个民族的良好途径。我读过沈从文的作品，写湘西地方风情，极其富有异国情调。我刚读过莫言的《红高粱家族》和《天堂蒜薹之歌》，结识了他笔下的乡村世界。

问：在你描写童年的作品中，曾提及为中国的苦力而吃饭，那就是你幼时对中国的想象吗？

奥兹：在我童年时代的想象世界里，中国到处是古老的宫殿，到处是琼楼玉宇，田野里稻菽滚滚，苦力们拖着一桶桶水。之所以出现苦力这一意象，是因为我父母从我很小时就不断地警告我，你必须把盘子里的东西吃干净，因为世界上有贫穷和困苦，中国的苦力根本没有饭吃,我们有责任不浪费,所以我必须为了中国的苦力把盘子里所有的东西都吃光。

问：与你想象中的欧洲完全不同？

奥兹：对，欧洲在我的生命轨迹中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尽管我本人出生在以色列，但我父母都是受教育程度很高的欧洲犹太人，热爱欧洲。他们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便从欧洲移居到以色列土地，但欧洲对他们来说是一片禁止入内的应许之地，是人们所向往的地方，有钟楼，有用古石板铺设的广场，有电车轨道，有桥梁，教堂尖顶，遥远的村庄，矿泉疗养地，一片片森林，皑皑白雪和牧场。在我整个童年时代，“农舍”、“牧场”、“养鹅女”等词语一直对我有着诱惑力，让我兴奋不已。我无数次喃喃自语“牧场”――我已经听到脖上挂着小铃铛的母牛们的哞哞叫声，听到小溪的汩汩流水。我闭上双眼，便可以看到打着赤脚的牧鹅女。而中国是个遥远的所在，一切都充满了神秘色彩。

问：因此欧洲文化在你幼时的教育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奥兹：但是这种教育本身充满了矛盾。我父母崇尚欧洲文明，是热诚的亲欧人士，他们可以使用多种语言，倡导欧洲文化和遗产，推崇欧洲风光，欧洲艺术，文学和音乐。他们把自己视为欧洲人。但欧洲并未以爱来回报这些犹太人，并在20世纪30年代将其逐出欧洲，这对他们来说是件幸事――因为倘若他们没有在20世纪30年代被逐出欧洲，就有可能像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那样在20世纪40年代丧生。这种经历使之对欧洲的情感颇为矛盾，既思念欧洲，又怨恨欧洲，对欧洲充满失望的爱。

我父亲总是苦涩地打趣，三类人住在捷克斯洛伐克：捷克人、斯洛伐克人和捷克斯洛伐克人――后者就是我们，犹太人。在南斯拉夫有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波斯尼亚人，也有南斯拉夫人――我们，犹太人。许多年过去后，我才理解在妙语连珠的背后，隐藏着多少悲哀、痛苦、伤心和单恋。

问：那么以色列文化，我是说希伯来文化，在你的幼时教育中又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呢？

奥兹：我自己是以色列教育制度的产物。这是一种鱼水相依的关系。希伯来语言是我的母语，希伯来文化融入到了我的血脉之中。我很小的时候，便听说在加利利等地云集着大量的拓荒者，他们皮肤黝黑，坚韧顽强，沉默寡言，与大流散中的犹太人截然不同，是一种新型的犹太英雄。我当时向往的便是像他们那样成为战斗的国民，要成为和父母完全不同的一代犹太人。但是，要想只用一代人就实现这种变革绝非易事，变革是几代人的事情，身为中国人，我想你非常了解这些。

问：是的，因此这两种文化传统在你的创作中就这样相互交织在了一起？

奥兹：是的。我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欧洲文化传统与我自己所成长的以色列文化环境在我的创作中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密不可分。

问：《爱与黑暗的故事》在这方面颇富代表性。你曾经说过，若是问你哪部作品最好，就像让你说出哪个孩子最好一样困难。但是当《爱与黑暗的故事》发表后，许多文学批评家认为这是你最优秀的一部作品，对此，你有何评价？

奥兹：我现在还是难以回答我哪部作品写得最好。我不敢说这是我创作中的一个高峰。但是，显然这部作品卖得非常成功，仅次于多年前发表的迄今最为成功的《我的米海尔》。也许随着时光的推移，它卖的册数会超过《我的米海尔》。但是，若是让我根据个人品位进行判断的话，我非常喜欢《一样的海》，这是一部诗体小说，融入了我对人生的特殊感受与理解，在表达方式上也极其特别。我本人为这本书自豪，可它卖得却不太好。

问：你最早构思这本书是什么时候？为什么？

奥兹：我最早构思《爱与黑暗的故事》是在1995年，我写了几年之久。这是一部回忆录，写作的目的是为了追忆过去。

问：你为什么给这本书取名叫“爱与黑暗的故事”？

奥兹：因为“爱”与“黑暗”是这部书的两个主题。它囊括了我许多的爱，比如说，爱父母，爱祖父母，爱我的出生地耶路撒冷，爱书；也囊括了许多黑暗，包括因我母亲之死给我童年世界造成的黑暗，以及我父母对欧洲那种遭到拒绝的爱。

问：是否可以说这本书中的小主人公具有双重家园，或三重家园，即自己，父亲、母亲和家族，民族，以及个人的心灵世界？

奥兹：这是个相当好的描述。本书写的是一个立志要成为作家的孩子，他疯狂地阅读，观察世界，这就是他个人的童年。这本书也写了对语言的爱，孩子像自己的父母一样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希伯来语。这本书还描写了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当然还有胡尔达和以色列的其他地方，铸造了他。他爱耶路撒冷，在某种程度上，耶路撒冷成了犹太民族的一个象征。我希望中国读者通过读这部作品，能够对以色列人的生活和以色列人的心灵世界有更好的了解。

问：在以色列政治似乎成了个人生命中的一部分，身为以色列作家，你对此有何感受？

奥兹：对于我来说，从童年时代起，政治就成了个人内在生活的一部分。每天父母、亲人、街坊邻里谈论的就是时局与政治。甚至连小孩子也参与政治讨论。而今，政治不是出现在电视屏幕上，不是出现在另外一个世界，而是终日影响着每个人的日常生活。

问：那么你认为你童年时代的政治信仰是什么？后来是否发生了变化？而今的主张是什么？

奥兹：我很小的时候由于受父亲家族右翼人士的影响，是个小民族主义者，小爱国主义者，认为犹太人都是对的，而其他世界都是错的，非常简单化，一刀切。可是当我十二岁多的时候，我母亲突然自杀身亡，我开始反叛父亲的世界，也反叛他的政治信仰。从那以后，我开始从伦理道德角度思考巴以两个民族这一错综复杂的问题。也许最后这两个民族能够找到一种相互妥协的方式，达成和解。

问：你在《爱与黑暗的故事》中谈到，是舍伍德・安德森的作品启迪你走上文学创作之路，你的许多作品都以描写典型的以色列日常生活见长，作为作家，你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世界中心”，对此，你希望对中国作家和读者做进一步的解释吗？

奥兹：作家应该描写他或她最为熟悉的世界，描写他的邻里、家人、国家以及所熟悉的人。我十六七岁的时候，认为自己当不了作家，因为我生活在偏僻的基布兹，而真正的世界在巴黎、马德里、纽约、蒙特卡洛、非洲沙漠、斯堪的纳维亚森林。也许可以在俄国写乡村小镇，甚至在加利西亚写犹太人村庄。但是，在基布兹，只有鸡圈，牛棚，儿童之家，委员会，轮流值班，小供销社。疲惫不堪的男男女女每天早早起来去干活，争论不休，洗澡，喝茶，在床上看点书，十点钟之前便筋疲力尽进入梦乡。我没有像第一代以色列作家那样拥有战争经历，生活中缺少激情。是舍伍德・安德森的《小镇畸人》让我改变了上述观念。在《小镇畸人》中，我认定有损于文学尊严、被拒之文学门外的日常生活中的人与事，占据了中心舞台。于是我意识到，自己身在哪里，哪里就是宇宙中心，即使你生活在一个小村庄，这个小村庄便是你的宇宙中心。如果年轻作家到我这里来询问怎样才能成为一个作家的话，我就会告诉他，“年轻人，请描写你身边的世界。你的家人，你的村庄，你自己的世界。”

问：正如中国小说家莫言在评论《爱与黑暗的故事》中所说：“这里的确是人类灵魂的演示场，这里也的确是人的光荣和人的耻辱表现得最充分的地方，这里毫无疑问是文学的富矿，这里应该产生伟大的文学，但写作的难度之大也是罕见的。奥兹先生担当了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代言人，用他的一系列作品，尤其是这部《爱与黑暗的故事》，完成了历史赋予文学的使命。”

奥兹：我非常感谢莫言先生这段优美的文字，我在读他的作品，他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但我有一点想指出的是，我并不认为自己是以色列国家的代言人。我认为，每位作家都是一位代言人，但是任何作家都难以成为总体代言人。因为约书亚・凯纳兹描写的世界与阿摩司・奥兹的世界截然不同，我们代表的分别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

问：但是，希伯来文学批评家施瓦茨教授也曾经说过，如果说是谁在创作中代表着“以色列民族意识”，是奥兹和约书亚。

奥兹：我并不觉得我个人能够成为代表，许多作家的创作组合在一起方可代表某种民族意识或某一国家。我不认为哪位作家可以代表着中国。个体作家只能代表着他的世界。莫言,出色地表现出他的故乡，他的村庄，但是我们只能说他在某一方面表现出中国社会生活。文学表达形式与内容多种多样。作家不像文化大使，中国只有一位驻以大使，以色列也只有一位驻华大使，但是作家们却不是这样，确实有很多作家都可以成为代表，为表现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民族的文化而奉献着。

问：安德森之后，契诃夫的世界又将你深深地吸引，阿格农等希伯来语大家也使你获益，请对中国读者具体谈谈他们对你的影响。

奥兹：契诃夫让我认识到日常生活琐事的伟大意义，教会我如何含着微笑描写令人伤心的生活。我的祖母曾经说过，当你哭尽了眼泪之后，就不会再有眼泪了，那么就开始微笑吧。契诃夫就是这样的作家，含笑运笔，描写人生的悲怆。诺贝尔奖得主阿格农教给我如何运用反讽艺术手法，他是一位讽刺大师。当描写严肃的生活事件时，往往以某种戏谑的方式，妙趣横生，余味无穷。别尔季切夫斯基教我挖掘人性深处，包括人性中的黑暗面。

　　问：《爱与黑暗的故事》后半部分非常感人，曾经令我在翻译时忍不住落泪，我真难以想象你如何度过那段艰难的写作时光。在创作一部小说时，你的日常生活，包括家庭生活，情感生活等是否受到影响？

奥兹：我想在创作这部作品时，我是想和父母实现一种和平。大家都在讲实现中东和平进程，而我却在通过写作寻找与父母之间的和平，寻求心灵的一片宁静。在过去的五六十年间，我一直在心灵深处不肯原谅我那自杀身亡的母亲，不肯原谅她弃我而去，也不能原谅父亲任其离开我们。而在写作过程中我的情绪逐渐平静。

我写此书把死去的亲人请到家中做客。此次，我是主人，而他们，死者，则是客人。请坐。请喝杯咖啡。吃蛋糕吗？也许吃片水果？我们必须交谈。我们有许多话要说。我有许多问题要问你们。毕竟，在那些年，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从来没有交谈。一次也没有。一个字也没有。没有谈论过你们的过去，也没有谈论过你们单恋欧洲而永远得不到回报的侮慢，没有谈论你们对新国家的幻灭之情，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梦想，梦想如何破灭，没有谈论过你们的感情，我的感情，我对世界的感情，没有谈论过性，记忆和痛苦。我们在家里只谈论怎样看待巴尔干战争，或当下耶路撒冷形势，或莎士比亚和荷马，或马克思和叔本华，或坏了的门把手、洗衣机和毛巾。

那么请坐下，亲爱的死者，跟我说说以前你们从未向我说起的东西，我也会讲述以前不敢向你们讲述的东西。之后，我将把你们介绍给我的夫人和孩子，他们从来也没有真正了解你们。如果他们和你们相互之间了解一些或许是件好事。而后你们结束来访，将会离去。你们不会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只是要常来看看坐上一会儿，而后离去。我不想让死人影响我当今的生活。

问：许多人，包括批评家，都想问你这样一个问题“身为男性作家你为什么如此了解女人”？

奥兹：我只能通过想象和猜测。我不是女人，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女人；我不信教，但我可以想象并猜测他们的心地；我30岁时，也是这样想象并猜测老人。无论在喝咖啡，或者在沙漠中漫步时，我都在想象。就像你在我书中读到的那样，我自幼就形成了这种习惯。无论身处何处，都像做间谍。想探测别人的生活与心灵。

问：你的母亲对你整个思想和创作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

奥兹：对。我母亲对我的人生影响很大，她是个讲故事的高手，这些故事启迪我的奇思妙想。而她的自杀，给我留下了永远的痛。写作也是一种疗治心灵创伤的方式，我想很多作家会对此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