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对恋人都是怀疑主义者，相恋的过程中他或她变成警觉的狐狸，世界布满混乱暧昧的信息，吸引着他或她的也许原是一个陷阱，或者一个机关重重，无法攻克的堡垒。
潘向黎承担着双倍的怀疑：她和她小说中的那些相爱的人们一起，为怀疑所苦；同时，她必也注意到，在她周围、她那一代的很多小说家们，有一种本
绝不上当的狐狸大概也是最早被饿死的狐狸。恋人们抵抗着怀疑，在战斗中前进，抵达“确信”的时刻：在古人，那是“海誓山盟”，今人未必信得过山海，但终归是信了对方、信了自己、信了这世上有安稳幸福。
而决不肯信的人注定孤独，而且会渐渐气急败坏、愤世嫉俗，要是他足够聪明，他就会把不敢信的怯懦转化为对世界和人性的负面论述，这使他看上去很“深刻”。这种时候，他就比较近于一个小说家了――我是说，上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小说家单面的怀疑倾向使得他们很像习惯性失恋者：两个相互评价极低的人是不可能相爱的，而小说家们总的来说对人评价甚低，他们不相信情感、激情、勇气，不相信人的身上存有一些令人引以为荣的品质，他们在小说中通常致力于告诉我们：什么都不可能发生，发生了也是白忙。这样的小说取消了恋爱的理由，当然也取消了写小说的理由。
廉价的、流行的虚无主义正以“写实”和“深刻”之名贬损小说、贬损人。而潘向黎恰好是一个自尊的人，她动员起她的自尊顽强地抵抗那双倍的怀疑，她的小说既是警觉的又是天真的，一册《白水青菜》（山东文艺出版社2007年5月第一版），固然是灯也红了、酒也绿了、俗世混浊了，但她的根本信念、她想像和书写的理由却是为了“澄澈”――她几乎全部小说的主题是：信与守，因信而与生活、与人相守。
潘向黎一篇小说的题目就叫《守》；在用作书名的短篇《白水青菜》中，一切因背信而破碎；《无雪之冬》结束于如约而至的人和大雪，《绯闻》终结于承诺和守望；《永不开始，也要结束》践行了生死之约；《我爱小王子》中，无言之守等来了奇迹；《永远的谢秋娘》是永远的“守”，《轻触微温》则是“碧海青天夜夜心”；而在《碎钻》的最后，那个女人将面对残酷的记忆，她将由此重建生活，这时――
“我不禁回头看了一眼，担心看到身后的那个人也像幻影一样消失。
荷生站在我背后。是夏天了，他的身后是一片浓密得不可思议的绿，他站在那里，也像一棵挺直的树。
他的眼神在说：‘我在这里。’脚下的地面变得稳定了。”
――一个小说家，他毕生的众多作品可能都是一部作品，而潘向黎迄今的小说都是有关人世间的“大信”。
当然，让她自己和她的人物信、让我们信，这绝非易事。潘向黎面对的可能是有史以来最世故的读者们。她在小说中证明，她的浪漫并非没有头脑，她警觉着人类生活的可疑之处，她对人性的易变、软弱有灵敏入微的把握，她就是一只狐狸，精明于风声鹤唳。
就这样，潘向黎设下她的圈套，她逐步积累起说服力的资本，然后，她要赌一把，她猛一转身，孤注一掷，直视你的眼睛，说：但是，有一个意外，一个奇迹，你信不信？
潘向黎为小说和生活中的奇迹争辩，但其实我们并非全然不信奇迹，比如在2007年，股市暴富的“奇迹”就曾被无数人深信不疑。我们相信什么样的奇迹系于我们对人的基本信念：我们是否认为我们都是理性或不理性的“经济人”，我们注定在由欲望、利益和“现实感”构成的“地面”上爬行和博弈，我们是否相信，人在他生活的地面上仍有可能、有力量为某种更为深邃的价值而作出选择、采取行动，并因此而幸福或虽不幸而犹未悔而依然自尊和光荣？
我猜想，这个时代的很多小说家大概在内心深处不信这个，所以他们本应该去做称职的精算师。但潘向黎是信的。
这种信由何而来？《白水青菜》附有一份关于潘向黎的评论目录，我注意到，不少论者谈及她的小说之美、之香、之清正醇厚、之闺秀之优雅，所有这些赞词实际上都是在说潘的小说、她的语言是有来历、有底子的，潘向黎读书多、有文化，得古典美学之神韵。对此我并无异议，但来历和底子不仅给了她感受和表意的能力，更要紧的是给了她一种有信的态度。如果我们不信，如果我们坚定地认为生活就是怀着恐惧的战斗，那么我们的语言就是不信的语言，必是粗暴的、攻击性和破坏性的，而优雅的语言是信的，一个人，被我们传统中那些柔软善好的因素所涵咏，她必是难以做到披头散发、刻毒凶狠，她必要相信这世上有些事需要呵护体贴，要有分寸，要得体、有礼――要对人与物存一份敬重，因为她信这人这世界终归值得敬重。
――这是美香清正醇厚闺秀优雅的底子，是潘向黎的小说的底子。在这个底子上她的优雅增强了她的说服力，至少在那种语言所构筑的世界里，我们相信她对人的想象。
但困难依然存在。《永远的谢秋娘》就让我们看到了优雅的限度。这篇小说的问题是优雅过了度。在那种近于《红楼梦》的语言中，谢秋娘变成了一个来路可疑的影子。小说中一个根本关节潘向黎未能作出解答：谢秋娘何以如此？她何以在暴力、死亡、贫困、荒凉的塑造下养成和维持她的优雅身姿？这个问题涉及人物的根本来路，我们有理由要求解答，但潘向黎只留下一团迷雾、一段空白。
――这是潘向黎力所不及的区域。她的底子成就了她也限制了她，她确实做不到特别深刻，她确实不能对人性之宽阔复杂、对我们这个时代激流滚滚的经验做出强劲和透彻的表达，她不得不回避事物的某些层面，那些无法得体、有礼地应对的层面。
潘向黎也许比任何人都明白她的限度、她所看到的人生的限度。她明白，她如同在冰上舞蹈，而冰之厚薄、冰之下水有多深多凉她“说不清楚”。这个时代的优雅竟不是从容而是紧张，潘向黎小心翼翼地在薄冰上滑行、起舞，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关于人如何能够相爱相信相守，关于坚持对人性和人类生活的公正看法、关于小说如何对人抱有幻想的热情――如果我们完全皈依所谓的“生活逻辑”皈依所谓的“现实感”，那么这世上本来不会有小说，小说关乎人的现实，更关乎人的希望。
――这一切构成了对中国小说的优雅的提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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