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问张玉书

1982年当选为全国德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1984年吸收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1988年起任欧华学会理事，1990年

读书报：8月份，四卷本《茨威格文集》由上海译文出版社推出，并亮相上海书展，吸引了众多媒体的关注。作为这套文集的翻译者，您是怎样结缘茨威格？

张玉书：我出生较晚，1949年前茨威格在中国翻译介绍的情况，我一无所知。在以日丹诺夫、卢卡契为代表的国际极左路线的影响下，里尔克、卡夫卡都成为颓废作家，茨威格也不清不楚地受到冷遇，在冯至先生主编、我也参加编写的《德国文学简史》中便只字不提茨威格。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看到《世界文学》上发表的纪琨先生翻译的茨威格的著名中篇《一个女人一生中的二十四小时》，真是惊喜交加。这是我读到的第一篇茨威格的小说。它使人耳目一新，给了我极大的艺术享受，我立刻跑到外文书店去买了莫斯科版的《茨威格小说集》，这是当时能够买到的绝无仅有的一本原文的茨威格的著作。我如饥似渴地读了这些名篇，还没敢闪过翻译它们的念头。不久，神州大地便沉入严冬之中。

读书报：茨威格何时开始进入中国大众读者视野并在社会上掀起“茨威格热”的？

张玉书：十年噩梦过去，我国文坛又现春色，茨威格才乘着春风飘然而至。先是《象棋的故事》拨动了读者的心弦，接着《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以它独特的魅力使众多读者为之风靡。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茨威格小说选》成为风行一时的畅销书，于是出现了茨威格热。

上世纪80年代初，为了纪念茨威格100周年诞辰，国内四家出版社几乎同时出版了茨威格惟一的一部长篇小说，浙江文艺出版社刊印的是我的译本，书名译作《爱与同情》，初版时便印七万册。这个译本以后又分别以《心灵的焦灼》和《爱与同情》的书名再版多次。

读书报：当时的中国文坛对早期的“茨威格热”有着怎样的反应？这股“茨威格热”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张玉书：1987年我把我译的《斯・茨威格小说集》送给老作家刘白羽先生。刘老读后，赞不绝口，在《文艺报》上撰文，称赞茨威格精湛的写作艺术，称其为当之无愧的世界文坛的大师。支撑茨威格作品宏伟大厦的另一柱石是人物传记。“文革"”开始后，我的一位启蒙老师谭玛丽先生偷偷地把茨威格写的历史人物传记《约瑟夫・富谢》送给我，只简单说了一句：“好像是为我们写的”。这位法国大革命时期见风使舵，投机革命，不断变节，出卖战友，背叛信仰，历经动乱，始终位居要津的权术家、风派人物的事迹竟有这样大的现实性，令人震惊。

我当时就萌生翻译此书，以警世人的强烈冲动。可是这个愿望一直未能付诸实现。1993年我从德国讲学回来，发现读者对茨威格的热情有增无减，于是我翻译了《约瑟夫・富谢―――一个政治性人物的肖像》，让广大读者看看80年前茨威格如何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这个著名变色龙的故事为其政坛上的徒子徒孙勾画脸谱。

读书报：多年来持久的翻译、研究茨威格，您从茨威格身上得到的最大体会是什么？

张玉书：最大的体会就是作家写作要舍得割爱，善于割爱。如果写了1000页，最后把800页送进了字纸篓，只有200页作为筛选后的精华留下，他也绝不抱怨。茨威格深深懂得“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道理。他自己不喜欢拖沓冗长的文字，自然自己写作也力求凝练简洁。这是他成功的秘诀。据统计，全世界以各种语言出版最多作品的作家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不是莎士比亚，不是巴尔扎克，而是茨威格。

一些不成熟的作家总是“敝帚自珍”，把自己的心得体会一概视为“至理名言”，把泛泛的言辞，平庸的文字全都视为“得意之笔”，备加珍爱。正好和茨威格相反。茨威格说，“我觉得最愉快的写作是删繁去冗”。正是这种特点，使茨威格被评论家一致公认为“世界文坛最杰出的三大中短篇小说家之一。”

读书报：您怎样看待“茨威格热”在中国的生命力？

张玉书：茨威格以对人的热爱和尊重，刻画人性的繁复变化，揭示人心的幽微曲折，显示人的美和尊严。这将使一代代读者为之风魔。他的读者将随着时间推移而增加，对此我深信不疑。

读书报：能谈谈您年轻时代的求学经历吗？

张玉书：1953年，我来到未名湖畔。在北大学习四年。我对培养我的老师满怀感激之情。是冯至先生和谭玛丽先生给我们打好了基本功，是田德望先生和赵林克娣先生帮助我们提高。谭玛丽先生出生在汉诺威，语音纯正讲究，我们细小的发音问题，她都认真指出。冯至先生教我们语法，一丝不苟，要求我们熟练掌握复杂的变格变位。老师们自己的严谨学风和对我们的严格要求决定了我们，使我们一生受用无穷。

读书报：作为一名杰出的德语翻译家，您翻译过诗人海涅的重要著作，能谈谈这其中的故事吗？

张玉书：大一时，我们掌握了基础德语知识。当时没有其他浅易的德语读物，只找到一本海涅的《诗歌集》。没想到这样伟大的诗人，写下的诗句优美动人，却凝练自然，平易近人。别的德语作家的作品，都过于复杂，难以看懂。因此，班上一半同学都成了“海涅翻译家”，包括我自己在内。1987年，我在北大举办第一次国际海涅学术研讨会，我在开幕式上说道：“没有哪一位德国诗人，语言像海涅那样平易近人，连初学者粗通语法就能看懂。”这是我们自己的切身体验。

但是，当我在一年级时拿着自己翻译的海涅的《抒情的插曲》，去请冯先生指正时，冯先生给我的评价却是八个字：“流畅有余，含蓄不足。”

读书报：当时冯至先生给您泼的那盆冷水，没有打击到您翻译海涅的信心吗？

张玉书：冯先生这八个字分量很重，对我帮助很大。我一直把他的批评看成对我的忠告和教诲。我以此警示自己，要想翻译名篇佳作，不仅要不断学习德语，还要提高汉语。几十年来，始终不忘学习古文和名家著作，力争克服自己文风的松散平淡。

上世纪80年代，冯至先生让我为《海涅文集》翻译诗人的《诗歌集》。我当时已经年过半百，觉得年纪已大，不宜翻译情诗。冯至先生便批评我：“你才多大？就敢说老。”我无言以对，只好遵命。拿出30年前的旧稿一看，感到无地自容。老师的教诲使我发现当年的幼稚，暗自感激老师的忠告，我便老老实实地把海涅的情诗重译一遍。

读书报：听说您还替朱光潜先生的《歌德谈话录》译本“补缺”，又应李健吾先生之约，翻译了“古典文学译丛”中《席勒论美学》。无论是歌德、席勒、海涅，还是茨威格，他们当中谁是您的最爱？

张玉书：这几位大师从不同的方面给我力量，为我树立榜样。读者反馈最多的，是茨威格。从上世纪80年代初，我国读者便开始为茨威格疯狂。这说明人性永恒，不会泯灭。这是茨威格魅力所在。但是，我希望人们也能喜欢席勒、海涅。他们的理想主义，文章风骨鼓舞了一代代的读者。席勒具有超人的毅力，过人的勤奋，崇高的理想和高尚的品德。他几乎一直带病工作，只活了46岁，便英年早逝，给我们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和无限的惋惜崇敬。海涅既是诗人又是战士，尤其难能可贵的是，他还是警世者。他1848年卧病在床，达8年之久，躺在“褥垫墓穴”中还语重心长地警告世人要警惕那些以革命之名行欺世之实的政治骗子。他们的戏剧诗歌散文都给人以审美的愉悦和人性的升华。

读书报：您退休后的生活是怎样一种状况？

张玉书：2004年我退休后，只想在我有生之年能为中国日尔曼学和中德两国文化交流尽我绵薄之力。早在2000年，我和德国同行便创办了德语版的日尔曼学年刊《文学之路》，这是用德语展示中国日尔曼学学者科研成果的学术年刊，在德国出版，如今已出8期。填补了空白。这几年《文学之路》在国内外召开了四次国际学术研讨会，包括2005年纪念席勒逝世200周年的国际研讨会，其开幕式也是我主编并参加翻译的《席勒文集》（六卷本）的首发式。今年我们又创办了翻译年刊《德语文学与文学批评》，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系统地向中国读者介绍和评述德语文学中的名家佳作。这是德国弗里茨・梯森基金会和我们共同建造的两条从东往西，从西往东沟通中德两国人民心灵的文学之路。

学无止境。直到现在，我依然在努力“提高德语”。学习德语半个世纪，还有许多问题。翻译最大的困难，是理解原文。理解有误，怎能正确翻译？我非常推崇朱光潜先生的一句话：“没有不能翻译的东西，只有没有理解的东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