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进科学出版社，感觉总是特别地好。在这个位于北京东皇城根下的古老院落，密密的常青藤依旧爬满了陈年的红砖墙，齐整的
新楼宇也是端端方方，氛围里那一种从骨子里透出来的幽静和温雅，在如今的大都市里是难得感受得到了。
科学出版社素有“科学家的出版社”之称，成立于1954年。它出版了建国后科技界众多的优秀专著，当年的那份辉煌自不待言。然而在1984―1994年的10年间竟有8年亏损。汪继祥就是在这个时候从中国科学院武汉分院副院长调任科学出版社领导岗位的。自1995年汪继祥担任社长，十多年过去了，科学出版社奋发图强，历经了“爬坡”、“上台阶”，再到“全面突破”的快速发展阶段，目前年出版图书6000余种、期刊200多种，成为中国出版规模最大、学术水平最高、综合性最强的科技出版机构，全国图书版权贸易先进单位，也是中央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的核心企业。2005年4月，汪继祥出任转制后的中国科学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
读书报：2006年科学出版社输出图书总量居全国科技出版社之首。请介绍一下科学社近年来的版权贸易情况。
汪继祥：2006年科学出版社向欧美国家输出版权225项，引进227项，版权贸易首次达到持平；而在2005年，输出只有30多项，引进184项。在“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中，我们有114项得到政府资助。2007年俄罗斯举办“中国年”活动，中国是俄罗斯书展的主宾国，这是一个很好的契机。从我们来说，不仅要加强和俄罗斯出版界的合作，还要藉此拓展同俄罗斯科学院和科学家――也就是作者和读者方面的沟通与合作。
我社目前的版贸状况并不意味着我们的版权输出工作从此就走上了坦途。实际上，这仅仅是“走出去”的初级阶段。我们设想，“走出去”要经历这样几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单纯的版权输出；第二阶段是“借船出海”，也就是与国外出版社合作出版，借用外方销售渠道发行图书；第三阶段是在国外设立自己的销售网点，进入国外的流通渠道；第四阶段是到当地建立编辑室或出版社，开发适合当地读者阅读的图书；第五阶段是到国外兼并出版机构，并利用其品牌和市场能力开创全球市场。我们现在仅仅做到了第一和第二阶段，今后还将面临更多的挑战。
读书报：科学社输出版权有哪些代表作品？它们为什么能够吸引国外出版商引进到本国出版？
汪继祥：科学出版社依托中科院80多个研究所，这是我们图书内容的最大优势。科技无国界，在数理化、生物、地球科学、考古学以及材料学等方面，我们所特有的科技专业图书最容易达成版权贸易，因为国内外的专家学者都渴望见到最新、最好的科研成果专著。我们有许多接近世界研究水平的专著，如：“纯粹数学与应用数学专著丛书”，还有中国的基础学科资料，像《中国植物志》、《中国冰川与环境》、《中国濒危动物红皮书》、《中国考古发掘报告》等，这些最具中国特色的图书在国外很受欢迎。
读书报：科学社和全球最大的科技出版机构爱思唯尔（El鄄sevier）集团联手成立了科爱翻译中心，请谈谈运行情况。
汪继祥：科学社现与世界100多家出版公司建立了良好合作关系。科爱翻译中心主要是引进和输出生物图书，到今年底将出100种图书。内容有三类：一是国内稀缺、代表世界科研前沿的专著；二是工具书；三是基础类读物。从长远来说，还要开展科技信息服务工作。我社的科技书刊也通过外方在国际上出版发行。在生物类图书品质和市场份额上，爱思唯尔是国际第一，科学社是中国第一。
读书报：2006BIBF，中国科学出版集团首次组团参加了期刊专展，今年情况如何？
汪继祥：科技期刊的总体水平可以折射出一个国家科研发展的总体状况，中国期刊近年发展较快。2006年进入SCI的中国科技期刊有75种，是5年前的将近两倍，并且达到影响因子1分以上的有10种，而5年前还没有1种。
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现出版科技期刊208种（其中中文版173种，英文版35种）。这个品种规模在国际出版界可以排名到15位左右。其中被SCI收录的有34种，占全国科技期刊被收录总和近一半的比重，可以说这是一支科技期刊的国家队。
科技期刊出版的国际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各大国际出版商期刊出版规模不断扩大，期刊收入大于图书，像爱思唯尔公司甚至达到了80％，成为其主要赢利点之一。国外出版商正试图大举进入中国期刊市场，而我国期刊尚未形成很好的发展局面。为此，中国科学出版集团高度重视自己肩负的使命和责任，加大投入力度。本次BIBF我们将展出208种科技期刊和6种科普期刊，继续向世界展示中国科技大社的出版实力和中国优秀期刊的集团风采，为中国科技出版走向国际贡献应有的力量。
读书报：请谈谈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科技期刊方面与国外合作的经历，有何受益？
汪继祥：早在1985年，《中国科学》、《科学通报》就与英国培格曼（Pergamon）出版社合作，由英方负责国际发行，当时两刊的年外汇收入到达10万美元。
我们现有31种英文版期刊和爱思唯尔、施普林格、英国IOPP、新加坡世界科技出版社等国际出版公司合作。合作的模式是：我方负责组稿、印制和国内发行，外方负责海外纸质本和网络版的发行。期刊的所有权、著作权等仍属我方。
这种模式给中国期刊带来了海外发行尤其是海外网络用户的增长。例如，《科学通报》一个期刊通过Springer Link平台，2007年上半年在全球被下载次数就达到了3万多次。如果没有合作，这样的国际传播力度是无法想象的。同时，通过与爱思唯尔和施普林格举办的编辑培训，邀请《细胞》、《液体实验》杂志主编等专家来授课，也使我们受益匪浅。
另外，他们的经营理念和平台技术，都促进了国内期刊的发展。国内出版体系尚未建立起适合期刊面向国际发布的数字化平台，像爱思唯尔的Science Direct和施普林格的Springer Link都是先后投入数亿美元打造的大型数字出版平台。这种平台全球适用，能阅读期刊多文种的全文及各种数据链接。这使他们赢得了科学家、图书馆等读者用户的青睐，也聚集了一大批全球优秀科技期刊。这对我们是个很重要的启示。因而我们也正在数字出版方面加大力度，争取尽快完成同国际接轨的平台建设。
读书报：在中国科技期刊与国外开展合作方面，您有何建议？
汪继祥：要想壮大“走出去”队伍，就要鼓励英文期刊创刊。现全国英文期刊只有200来种，明显偏少。再者要支持网络版期刊。现在国际科技期刊主要以网络版为主，纸介版为辅。我们在某些期刊管理政策方面上还比较受限，比如《中国科学》和《科学通报》放在Springer Link平台上，使用的还是施普林格电子刊号。
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国际合作也是一种探索，毕竟在期刊资源上我们同外商还存在相当的竞争。有不少中国优秀期刊加盟国外出版商后，就退出了国内的出版社。再者，若长期依赖外方的平台，势必对国内出版平台发展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因而，面向未来的国际合作，必须努力寻求一种双赢的战略，用资源换资源，以空间换空间。我相信，中国科学出版集团立足本土、面向国际的集团化发展优势，将给我国科技期刊带来更大的发展机遇。
读书报：科学出版社在纽约、香港等地建立了分支机构，现在运作得怎么样？
汪继祥：科学社纽约出版公司建立已有十来年了，是内地出版社首次在国外建立分支机构，主要是销售国内书刊，也出版了一些图书，但是这个分支机构运行得比较艰难。我们在香港的分支机构也建得比较早，不过在香港，其业务发展空间也有限。目前我们正在跟英国方面洽谈，准备在伦敦合资建立一个书刊销售公司。
读书报：科学出版社有着“科学家的出版社”的美名，请介绍一下近年的重大出版工程。
汪继祥：50多年来，我国半数以上重要科技成果是通过科学出版社的书刊发表和传播的，有许多两院院士的重要科研成果是通过科学出版社的书刊发表的。因此，科学出版社被认为是“科学家的出版社”。
我社重大出版工程一直是我们出版工作的重点。
在“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中，我社《中国可持续发展总纲》、《中国高等植物彩色图鉴》等22个项目入选，入选数量在全国位居第一。我们还正在补充申请10多种列入出版规划。
126卷的《中国植物志》已于2005年全部出版完成。中科院“科学与社会”系列三大报告今年已经出版了10周年，此外还有《中国出土玉器全集》、《中国出土磁器全集》、《中国出土器物全集》等。
受到中央领导高度关注、钱伟长先生主编的《二十世纪华人知名科学家学术成就概览》已经启动，分为纸质版、光盘版、网络传播三部分，收录海内外华人科学家约6000名，总篇幅约4000万字。
读书报：近年科学出版社在教材方面发展比较快，请简要介绍一下。
汪继祥：科学社是一家以“立足科技、面向教育”为出版方针的综合性科技出版社，现在已形成科学（S）、技术（T）、医学（M）、教育（E）四大主要出版领域战略架构。在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项目中，我们有637种入选，居全国第三位，而在“十五”期间我们只有23种入列。
读书报：中国科学出版集团在数字出版方面有何发展思路？
汪继祥：集团在“十一五”期间要完成建设“一个平台、两个中心”的任务，即建立科技内容资源信息平台，建设国内优秀科技成果资料发布中心和国外优秀科技成果资料引进中心。科学出版社已经成立了数字出版中心，前期总体投入将达到3000万元。我们将采用国际标准数据格式，寻求国际合作（比如引进相应的搜索引擎）。
另外我们还要在中国科学院的领导下，与国家科学图书馆合作，集成科学院的期刊资源。这个平台的建设将分为三步走：首先是建设学术期刊的发布平台；第二阶段，建设资源数据库，将前50多年出版的书刊全部数字化；第三阶段，发布数字出版平台，并对之逐步完善。目前第一、第二步正在同时进行。第三步要明年年底才开始。
我相信，该项目的实现，一定能够促进中国科学出版集团从传统出版向现代出版的转型，尤其是实现学术期刊的网络化出版；并以此平台为基础，聚集国内优秀学术期刊资源，形成中国学术期刊集群，强力推动中国学术期刊走向国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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