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一些德国图书推介活动上见过几次王竞，她的纤弱和优雅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后来才的得知，自从2004年上任以来，法兰克福书展在中国市场的整个工作都是由她和另一位助手完成的，如今，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在出版界的知名度越来越高，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德出版窗口，这样的成就，更是让人敬佩。
读书报：请介绍一下德国图书信息中心成立的背景和在北京的主要工作？
王竞：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于1998年在北京歌德学院成立，它是德国外交部和法兰克福书展共同支持的一个项目。其目的是促进德中间书业的交流合作，包括版权贸易、培训、书展间的互访等。中国是个变化非常快的国家，对于德国任何一个行业来说，如果希望能够参与和了解这种变化，实时地把握市场商机，它就必须亲自来到这里，这也是德国图书信息中心成立的最大目的。
读书报：您在任期间，对德国图书信息中心的工作定位是什么，有没有一个既定目标？
王竞：我的前任是Claudia Kaiser，她从德国图书信息中心创立伊始一直工作到2002年。Kaiser女士的工作是具有开拓性的，在她的努力下，德国出版社和中国出版社之间终于开始建立广泛的联系和合作，中国出版社也从此开始认识和关注德国书业的情况。
2004年的春天，我接任了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主任的职位。与Kaiser女士的工作重点不同，我们更加重视扩展中德双方的交流项目，使得双方的了解能够进一步深入。比如除了协助办理德国在BIBF的主宾国活动外，我们今年另一个重点工作就是带领中国内地的期刊杂志代表团访德国，为他们提供战略性培训和考察德国市场的机会，这个项目得到了新闻出版总署教育司的合作支持；另外，我们还会请一些德国的中国问题专家，有针对性地分析中国的细分市场，并和业界人士分享分析成果，进行研讨活动。
读书报：听说德国图书信息中心成立近十年来都是两个人在办公，一位主任，一位助理，（而且还都是女性）面对中国这么大的市场，你们怎么协调工作的。这种办公模式是法兰克福书展在各国办事处的统一模式还是中国特色？
王竞：法兰克福书展不仅仅是一个展览活动，它还是一个促进各国出版业交流的重要组织，如前所述，在各国设立的办事处是法兰克福书展和德国外交部的一个合作模式，不仅仅是北京，在莫斯科、纽约等地我们都设有这样的窗口性的办事处。的确，让两个人来协调一个国家的市场是非常辛苦的，特别是现在，我们每天都要工作十几个小时，还好，目前这里有几个帮手――他们有德国来的实习生也有中国的学生。同时，考虑到中国市场的重要性，BIBF结束后，我们将考虑增加一些工作人员，适当扩展原有的工作模式。
而您的这个问题提得很准确，到目前为止我的确没有发现有男士在这些办事处工作过，包括莫斯科和纽约，我想不是有意之举吧。
读书报：此次BIBF上，主宾国德国许多主要活动仍然涉及童书方面，这是否意味着今后德国图书信息的工作仍将主要集中在童书方面？德国图书在中国的版权贸易中呈现了童书类一边倒的趋势，您觉得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王竞：这次BIBF上，德国展区组织了很多跟童书有关的活动，一者为进一步促进中德图书的交流，再者也是适应中国市场的一种体现。我记得，2005年的中国引进德国图书统计中，40%都是童书类贸易。相比其他种类的图书，中德的童书贸易在数量上有相当的优势。原因是多方面的，一方面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从创立之初到现在，一直不遗余力地向中国出版界介绍德国的优秀童书，比如4月份我们与中国教育电视台合作制作了德国儿童阅读的纪录片，讲述了德国推广阅读的成功经验――往往从孩子的童书阅读开始，此外，还有许多童书方面的展览；另一方面还与中德版权贸易中的经纪人的推荐有关。比如蔡鸿君先生和王星女士，他们都在这方面都起到了积极作用。因此可以说，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从理念上把德国童书推广出去，希望中国出版界、儿童教育工作者和读者认可和接受，并从中得到启发，而版权经纪人则把工作具体到每本优秀童书上，让每个人能切身享用到它们。
读书报：与头几年相比，您认为中国市场对德国童书的需求有没有变化？
王竞：变化太大了！记得在2004年，我参加了当年的上海少儿书展，我发现书展上国内一些知名的少儿类出版社引进的许多德国优秀的童书，特别是绘本书，在市场上都卖不动，可我发现那些卖不动的书偏偏都是德国童书的精华部分，这让我感到特别沮丧。
为此我们专门做了一个中德少儿出版社合作情况的调查报告，结果发现，这些童书的滞销原因和家长的理念有关。许多家长认为，手绘本的信息含量太少图片太多，定价比较贵，因此出版社当时都认为这些图画书是高端产品，不适合中国市场。于是我们就开始着手举办了一系列宣传图画书理念的活动和展览。特别要感谢的是，我们的工作受到许多有识之士的帮助，比如阿甲、彭懿等等，他们一直身体力行地推广图画书的理念。
今天，仅仅两年之后，图画书在中国内地已经形成了一种潮流。而据我了解，台湾花了10年的时间才接受图画书。由此可见，中国内地的市场是多么的有活力、有潜力，它的吐故纳新的能力又如此之强，这也是让我在中国内地市场工作感到兴奋的原因。
读书报：相比德国童书出版，您认为国内的童书出版水平怎么样，差距在哪里？
王竞：我举两个例子来说明中德童书在我眼中的区别。第一，德国的童书几乎没有卡通画，这和美国日本的童书有很大的不同。童书的插图质量非常重要，孩子读书都是从看图开始的，它直接联系到对孩子的全方位审美感受的培养。
德国童书的插图是风格鲜明和迥异的，从写实派到先锋派，可以让孩子知道世界是可以被表现成各种形式的。如果孩子从小在看世界的过程中能受到这样的熏陶，长大后，他也会变成一个心胸宽广、眼界开阔、想象力丰富的人。
另外一点我发现，中国童书教条气比较重，尽管现在生硬的东西越来越少，那些温和、灵活、温馨的东西变得越来越多，但是整体上仍旧缺乏深厚的儿童教育学基础，形式比较单一，大而化之的道德教育还是太多。童书只有尊重孩子的心理，把孩子的细微情感变成美妙故事才更加动人。
读书报：据说您是学儿童教育和心理学的，那么从儿童启蒙教育上看，如果中国孩子从小读的都是西方的童书，接受西方教育孩子的一套价值观，那么这对一个中国孩子的教育来说，会不会有过早的西化的问题。说到底，儿童教育到底有没有国界？
王竞：应该说有的部分是有国界的，比如说，德国儿童很早就开始接受圣经的思想和教育，那些圣经故事被制作成非常精美和可爱的插图画，在很多家庭流传。但是这些童书是不会被引进到中国的，而所有引进的童书已经不存在文化的障碍。这些童书主要都是涉及儿童心智培养，是以人类共通的情感和价值观为主题的。比如教孩子如何去爱，什么是爱等等。
事实上，中国也有很多优秀素材，比如嫦娥奔月、哪吒、孙悟空等等，如果出版社也能把这些故事制作得更可爱、更贴近儿童的感受，那么它们永远都是中国童书当中最经典，最值得保留的部分。
读书报：那么今后，德国图书信息中心的工作会不会向其他类图书，如文学、艺术、社科、健康等其他方向转移？
王竞：德国童书目前在中国市场的运作和接受程度日益成熟，我们今后的工作重点会有所转移，逐步把德国出版业的其他强项，如：文学类、经管类、社科类等等介绍到中国来。事实上，本次BIBF我们特别安排了8位德国当代著名的青年作家来华访问，尽管他们对中国人来说比较陌生，希望通过这样的交流，能够把德国当代文学之风带到中国。
读书报：据我了解，中德出版人在进行图书版权贸易过程中，常常听到德国方面抱怨中国人“不讲信誉”，中国方面又抱怨德国人“太死板”。这些所谓的“不讲信誉”和“死板”从何而来？
王竞：这样的问题一提出来，就是“中国人”和“德国人”怎么样，文化和国际的概念和界定本身就隐藏其中了。
的确，随着版权贸易的增多，中德双方还需要更多的磨合。比如，中德的版权贸易很多情况下都是通过第三种语言――英语进行沟通的，要知道即便是同一种语言也是有误会情况发生的，何况第三种语言呢？因此出现误解是不可避免的。
中国方面的所谓的“死板”，据我的观察，主要是因为德方不太了解中国市场的现实，特别是在操作层面，中国的情况是有别于其他欧洲国家的。德国方面如果以国际标准来要求中国就很难操作，误解自然也就产生了。因此我们也在不断地向德国出版界解释，介绍中国的背景，德国方面了解之后，他们就会适当改进操作流程。
相反，德国方面对中国“不讲信誉”的抱怨，也来自市场环境的差异。德国出版社比较注重对方是否按时付预付金，按时给样书，如实汇报交易量等，但是这些操作如果让中国出版社实施起来是复杂和难于实现的。对此，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也做了很多解释和改进工作，比如我们设计了更符合中国国情的合同履行流程表，那么德国出版社就会根据这个流程表来修改合同，合同符合中国国情之后，产生不良名声的机会自然也就减少了。
读书报：近十年来，德国图书信息中心一直是一扇中德图书交流的窗口，而这扇窗户一直是从德国这个方向为中国打开的，经过图书信息中心的努力，德国图书在中国市场的运作上已经逐步走向成熟和稳定，那么反过来，您认为中国图书在德国市场的潜力如何，您接触的德国出版人对中国图书有什么希冀和需求？
王竞：很快，中国将作为主宾国在法兰克福书展亮相，中国的出版界对德国市场一直有很大的期待和雄心，希望借此机会在德国市场立有一席之地。据我所知，中国出版社已经为此次主宾国活动开始策划相关选题。而对于德国图书信息中心来说，我们一直有愿望为中国出版社提供帮助。
但是从直接引进方面，我觉得还需要一定的时间，毕竟德国的出版社是一个纯市场的经济实体，引进任何一本图书都是以市场需求为先的。事实上，德国出版社现在最需要的是介绍当代中国的作品，无论是文学，还是其他形式。中国变化如此之快，但是真正反映当代现实的作品却不多。相信只要有这样的作品上市，肯定会受到德国出版界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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