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次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的主宾国是德国，我们不免对德国文学，乃至对整个德语文学多所留意。中国介绍德语文学时间较久，新发现的周作人写于1910年代末的《近代欧洲文学史》，第三章“古典主义时代”有三节，第四章“传奇主义时代”有两节，第五章“写实主义时代”有一节专讲德国文学，简明扼要，评骘允当。
我在出版社工作时，有心为此做点事情。曾经拟了一份书目，计有德国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的《山、海和巨人》（1924）、恩斯特・容格尔的《在大理石悬崖上》（1939）、托马斯・曼的《浮士德博士》（1947）、乌韦・约翰逊的《对雅科布的种种揣测》（1959），奥地利赫尔曼・布洛赫的《维吉尔之死》（1945）、彼得・汉特克的《罚点球时守门员的焦虑》（1970）、英格博格・巴赫曼的《玛丽娜》（1971），瑞士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的小说全集、马克斯・弗里施的《就叫我甘腾拜因吧》（1964），以及埃利亚斯・卡内蒂的自传三部曲等。当提交给德国某机构，谋求一点帮助时，答复却令人大失所望。结果只自行出版末了一种，即告中止。我也明白介绍此类经典之作，反响可能不如当红作家作品，被视为不合时宜亦不足为奇。上述名单出于一己之见，现在想来，还可补充瑞士罗伯特・瓦尔泽的《助手》（1907），奥地利阿尔弗雷德・库宾的《那一边》（1909）、约瑟夫・罗特的《拉德斯基进行曲》（1951）、海米托・冯・多德勒尔的《斯特鲁斯霍夫梯道》（1951）或《斯卢尼的瀑布》（1963）。无论如何，此项译介属于文化推广与文化积累，似乎不宜过分趋时与急功近利。当代作品自须介绍，空白也应设法补上。
讲到外国文学的翻译，除选目外，质量方面也存在一定问题。有位从事此道的朋友来信：“汉译工作须具备两种能力，一是理解外语的能力，一是汉语表达的能力。前者又分为通晓外语语法和熟悉外语词汇两方面，其中通晓外语语法是根本，因为不通晓外语的语法，就不可能理解原著的含义。相比起来，虽然不熟悉词汇也难以理解原著的含义，但好在这方面还有词典可以帮忙，只要你肯下工夫查找；而且无论熟悉词汇与否，多翻词典对于理解原著的含义肯定大有帮助。翻译最终是把原著从内容到形式尽量准确地用汉语表达出来，只有具备一定的汉语表达能力，才能使译文‘成文’，而不只是将外语词汇一一对应地用汉字排列出来。可以说，理解外语的能力只关乎译文的‘信’，而汉语表达的能力则关乎译文的‘信、达、雅’。所以，不具备一定的汉语表达的能力的人搞汉译，连最基本的‘信’都做不到，更不要说‘达’和‘雅’了。时下谈及‘汉译’时，人们似乎更注意理解外语的能力，而较少考虑、有时甚至不考虑汉语表达的能力。这大概是许多汉译作品质量不高的主要原因。”所言颇有道理。我的看法是，理解外语的能力往往就体现在汉语表达的能力之中：话说不清楚，也许因为没能力说清楚，也许因为根本没想清楚。
我最近读了一本英国人写的三岛由纪夫传记的中译本。读到开头不久“自卫队东部方面总部大楼表面呈灰黄色，共有三层楼高”一句，已经明白译后记所云“译文势必有力所不逮之处”，并非谦辞。及至读到“这是典型的日本民族观点，在诸多古典典籍中都有淋漓尽致的表现：比如18世纪的《古事记》和《日本书记》，以及最负盛名的19世纪长篇巨著《源氏物语》”、“由于比他年长的作家太宰治于1965年6月自杀身亡，三岛由纪夫就理所应当被认为是有实力问鼎诺贝尔奖的主要日本作家”等处，就很怀疑不仅涉及我那朋友说的“汉语表达的能力”，“理解外语的能力”也有问题，且相关知识亦不具备。原著无疑是很好的书，因此更觉可惜。
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重点或在版权贸易，新书展示当属其次，不过对爱书的人来说，还是有些好消息。我觉得，最可留意的当属译林出版社的《古希腊悲喜剧全集》八卷（张竹明、王焕生译）。此前周作人、罗念生、杨宪益以及陈中梅等，都曾着力这项译事，然而除欧里庇得斯和埃斯库罗斯外，索福克勒斯、阿里斯托芬迄未全译，米兰德的中译本更惟有区区一出。古希腊悲喜剧堪称世界文学最重要的原典，完整翻译过来，意义非比寻常。当然既有译本未必就被取代，譬如周译欧里庇得斯注释往往与原作篇幅相埒，颇具参考意义。
其他希望一读的，还有上海世纪文景集团的《卡夫卡看电影》（[德]汉斯・齐格勒）、《收割电影：追寻记录片中至高无上的幸福》（[日]小川绅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印象派四重奏》（[美]杰弗里・迈耶斯），译林出版社的《我相信》（[墨西哥]卡洛斯・富恩特斯）、《爱与黑暗的故事》（[以色列]阿摩司・奥兹）、《千万别丢下我》（[英]石黑一雄）、《神谕之夜》（[美]保罗・奥斯特）等。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国际事务概览：第二次世界大战》十一卷（[英]阿诺德・汤恩比等执笔）是优秀的历史著作，中译本虽系重印，仍然值得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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