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报：您前不久应邀去了新加坡，是因为它的国家图书馆向全国国民推荐阅读《草房子》。能具体介绍一下什么情况吗？
曹文轩：新加坡每年由国家图书馆出面，向它的国民推荐一本华文经典文学作品。全国所有国立图书馆，都得配备40册《草房子》，并举行了一系列的宣传和
读书报：您大概有多少部作品被翻译到国外？哪部作品在国外的印数最多？翻译是通过什么渠道？经纪人？版权代理公司？或是您的热心读者？
曹文轩：已翻译出版的有7部，还有几部正在翻译出版。《草房子》、《红瓦》、《红葫芦》印数多一些。渠道不一，有的是外国朋友喜欢上了，于是将它翻译了。而有的是通过版权代理人，将版权授予他们。
读书报：与国外的读者交流，您认为他们对中国的文学作品认识是怎样的？
曹文轩：他们认为，能翻译的作品并不太多。原因是中国的文学作品严重缺乏共通性，也就是说，它们太中国了，并且也太当下了。他们无法理解这些作品。这些作品，只有中国人自己――并且是此刻的中国人才能知道它们究竟说了些什么。即使翻译出去的作品，同样还是因为共通性的原因，依然不能有好看的发行数。翻译，并不能证明那部作品就是好的。我始终在怀疑这些年我们的文学标准。这些标准，导致了不公平，我们把太多的光环给了那些在我看来毫无文学性可言的依样画葫芦的作品。一种极端的真实性，不仅伤害了文学，还伤害了我们的生活。我将一部作品的可译性看得很重要。
读书报：看完《大王书》第一部《黄琉璃》，感觉与您过去有很大的差异，超强的想象力和气势恢弘的战争场面描写，让人震憾，如果说您过去的作品缺乏冷峻与悲壮的气质，那么我觉得《大王书》弥补了这一点。您如何看待？
曹文轩：它们其实还是在同一美学平台上。我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曾就这一变化谈过我的看法：其实，我在骨子里始终对恢弘场面有偏爱倾向，我平时的思想风格以及表达思想的方式也都是那样一种路数，我很难在进行思想和表达思想时控制我的激情。我就是这样一个看上去很分裂的人，在写小说时会忽然地变得十分的安静，十分的细致，十分的耐心，甚至有点儿女性化。那时会有一种氛围在包裹着你，你的叙述自然而然地就走向了那样一个方向。一种情调，一种趣味，会弥漫在你的心头。可是我知道，我的欲望里还有另样的向往。事实上，我还写过《海牛》、《根鸟》这样的作品，而且在《天瓢》等作品中已显露了那样一种倾向。
读书报：当然，也有与您以往作品一脉相承之处：优雅与诗意的美。比如茫的出场、瑶的离去，美轮美奂。您说过自己在写小说时，总要找到一个经验的依托，这个依托，多与童年的印象有关。这部作品依然是依托您童年的记忆土壤生长起来的吗？
曹文轩：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相对于《草房子》、《天瓢》、《红瓦》、《青铜葵花》等，《大王书》中的虚构占了更大的比例。但这些虚构，依然离不开经验，只不过看上去，它离经验似乎远了些罢了。地球离太阳十分的遥远，但地球是绕太阳运行的。在写作过程中，虽然在写那些世界上不曾发生也永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但却一直在一种强烈的真实感之中，我曾许多次动心。
读书报：4卷本长篇小说“大王书”中您迄今花费心血最多的作品，为此您看完了20多本有关人类学的理论书，还研究了《金枝》。这些前期的准备，对您的创作有哪些启示或者帮助？
曹文轩：准确地说，是30多部人类学的著作，非常学术性的著作。我几乎可以与一个人类学家对话了。看这些著作的原因很简单，这就是我认为：人类的真正幻想，是在它的原初状态，今天的人的所谓幻想，充其量，也就是一个想象。我知道，我这个被知识化了的现代人，是永远也不可能回到那样的状态中去了，但我还是想尽量来感知人类原初感知世界的方式，而且我相信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相信在我的记忆里仍然还有人类始祖流传下来的记忆未被彻底泯灭。这些著作，给我的帮助，我是无法报答的。
读书报：准备如此之久，创作是否顺利？我们的阅读感受如此激动如此强烈，是否您的创作心态也不同于以往？
曹文轩：是。常常在写作过程中莫名其妙地想到一些著名的大片。很壮阔，很英武。常常觉得自己不在当下，而在遥远的过去。我喜欢“大王书”这个名字，喜欢这本书中的那股霸气。
读书报：接下来的几部作品大致是怎样的内容，可否简单向读者介绍一下？何时出版？这样的运作是否与出版社的营销策略有关？
曹文轩：完全没有策略上的考虑，而是我实在一下子无法将80万字一起交给出版社。后面的三部作品的内容，还是不说了吧。我能说的就是，它们和第一部一样，好坏都是我苦心经营出来的，是蓄谋已久的。
读书报：您在8年前就提出“大幻想文学”，如何理解？中国称得上“大幻想文学”的作品有哪些？
曹文轩：不太多。打着“幻想文学”旗号的作品很多，但符合“幻想”又符合“文学”的不多。有幻想，而没有文学。即使幻想，也没有多大意义，上天入地，虚张声势，掩盖的却是想象力的平庸与枯竭。幻想是与经验，与知识联系在一起的。幻想是有质量一说的。不是什么幻想都有意义的。
读书报：放下这部作品，让人回味无穷的仍旧是那种刻骨铭心的美，这种美，比战争之壮烈更打动人。记得您曾经说过，一些作家的深刻是以牺牲美换得的，那么，您是如何处理作品深刻与美之间的关系？
曹文轩：我并不认为美与深刻是一种对立的关系。是现代主义认为它们之间是对立的，甚至是不共戴天的，它们仿佛与美有世仇。19世纪的大师们从来也没有觉得它们两者之间是有冲突的。回头读19世纪、20世纪初的作品，看到的是一种平衡，各种元素的平衡。而现在这个平衡被活生生地打破了。19世纪、20世纪初的作家们所理解的深刻和后来的现代主义所理解的深刻不一样，事实上，从前的作家更比今天的作家强调思想。
“一个文学家必须是一个思想家”，这是传统的经典性的表述。现在的问题仅仅在：什么叫深刻？现代主义告诉我们，深刻存在于肮脏之中，存在于变态之中。只有那里藏匿着的深刻，才是文学应当委身的深刻。把持着诺贝尔文学奖生杀大权的那帮老头们，向世界文学传递的信号，也是这样一个信号。文学宁愿去欣赏一个女人用锋利的刀片鲜血淋漓地切割自己的私处，也不肯去关注孤独地坐在水边、远眺青山、目光里尽是哀怨的永远的翠翠。《边城》仅仅是美吗？我暂时不想染指现代主义，还是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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