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思是1944年出生的。我们家一共有五个孩子，我是老大，成思是老二。五个孩子当中，原来身体不好的是我和小弟，成思的身体一直还是我们当中比较好的，没想到他却先走了。他的身体是“文革”结束到法学所以
我作为姐姐和成思关系一直很好，我们从小就在一起生活，后来上幼儿园啊、小学啊，都在一起。同时，成思和他的姐夫的关系也很好。成思的姐夫对郑家的事情很上心（此时姐姐姐夫尚未结婚），一直尽心尽力照顾老人，做了不少事情。成思因此十分尊敬姐夫。成思跟姐夫之间的感情啊，跟亲兄弟一样。
成思走了，我们都很怀念他。
一个纯粹的革命家庭
我父亲是1927年参加革命的，原来是搞共青团的工作。从1941年开始，父亲就是云南省地下工委的书记，积极从事地下革命工作。当时我家就是一个地下工作联络点。我们从小随着老父亲一起革命，在当时白色恐怖之下，一起东躲西藏。那时我们搬家的次数特别多，小时候的印象就是来回搬家。我母亲总是要我们跟周围邻居搞好关系，大家和睦相处，这样对联络工作也有好处。
我母亲是1938年入党的，一辈子默默无闻，没有什么大的事迹。但是我父亲无论做什么，她一直都在背后支持。对这一点，成思也是很佩服的。我母亲1939年的时候就是四川乐山县的妇女部部长，可是解放后才是个行政15级干部。后来她有两次机会提级，都被我父亲压下来了，父亲说不争那个。
当时在上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时候，我父母的工资已经就不低了。父亲大概能有300元吧，母亲能有100多元。母亲就说虽然我们工资不低，但必须要有一定的储蓄。银行当时还表扬过我们，每次买国债第一，储蓄也是第一。我母亲当时就说：“家里孩子多，免不了有个病啊灾啊什么的，家里得有所准备。不能什么事都向组织伸手。”这个话对我们影响很深，有什么问题得自己解决，不能向组织伸手。不过后来“文革”一来，表扬过的东西全成了罪过，储蓄款都给冻结了。
“自强自立”的育英精神
我觉得一生中对成思影响比较大的有两个阶段：一个是小学，一个是“四清”以后。成思是“四清”时入党的，后来也多次提到这一时期发生的事。成思的小学是在中直育英小学。第一任校长是韩作霖。韩校长是比较有名的教育家，他的作风对学生一生的影响都很大。育英当时的精神就是要“自强自立”，“不拿父辈做资本”。学校里当时不仅有主席、总理的孩子以及中央各部委首长的孩子，也有一些机关普通工作人员的孩子，比如锅炉工的孩子和司机的孩子。可是当时大家谁都不打听这些事，一直到小学毕业了，甚至上中学的时候才知道谁是谁的孩子。那个时候学校给大家的教育就是这样，大家都是平等的，都是育英的孩子，不管是总理的孩子还是锅炉工的孩子。我们从小是在统战部大院里长大的，记得大院里有一个孩子和我们关系一直很好，后来才知道他是统战部一个锅炉工的孩子。
育英的教育要我们自强自立。那个时候一二年级的孩子，衣服扣子掉了要自己缝，自己洗衣，自己叠被。在“文革”那种困难的情况下我们这些人能挺过来，跟这些教育不无关系，育英教会了我们能独立照顾自己的生活。成思也是一样，经常看见他自己缝缝补补的。
这种教育的影响一直延续了我们的一生，不管是“文革”期间，还是大学毕业以后，我们从不以干部子弟自居。那个时候我们也算是高级领导的孩子，住在三里河的时候，每逢周末，成思就去帮助送煤工。送煤工只知道有个孩子帮着推车，可并不知道是干部子弟。那个时候的确没有这种等级的观念。
这一时期也造就了成思勤劳、简朴的生活作风。他从小就开始劳动，在经济上对自己要求很严格。自己的衣服只要能御寒就可以了，从不讲究，平常就那么一套西服。曾经有个学生给他送资料到家里，回去以后跟大家说，上郑老师家里去了，但没见到老师，就见到有一个“工人”在家里打扫卫生，就把资料给他了。有知情的人就说，郑老师家里没有工人啊，那个人肯定就是郑老师。这个学生根本就没认出成思，误把他当成工人了。他生前住的那套房子，从来都不打算装修，不讲什么排场，屋里就是简单的板床和简单的凳子。
成思对育英小学很有感情。当时我们大家都住校，父母都不在身边，谁的父母来送点好东西，都拿回去大家分着吃。我们那时候必须得跟着父母走啊。在1954年至1956年就到昆明了。1955年的11月7号，是育英小学的校庆日，成思就说咱们回不了育英，就在昆明过校庆吧。我们到小铺买了点瓜子、花生什么的，就这样也算是过校庆了。后来育英每逢五年、十年举行大的校庆的时候，成思都尽量参加。大家都知道他是大忙人，有的时候不能到场参加大会，后来他一定抽时间去看看老师和同学。虽然以后成思出了名，他对同学和老师仍然非常好。至今，许多老师和同学都十分怀念他，好多人都说他走的太可惜、太可惜了。育英的1948至1990年代的纪念册里，成思也进了名人录。
别人争斗，我自“逍遥”
在“文革”后期，成思在外文局工作时，赶上查“五一六”，人家让他搞人事，他说什么也不干。成思跟我说：“整人的事我坚决不干。”我们家在“文革”当中，还算是比较幸运的。父母虽然也受到冲击，但所幸的是都活着挺过来了。当时许多“革命”后代急于同被打成“反革命”的父母划清界限，或者逼迫父母交代自己和“同党”的“反革命罪行”，导致有些父母在“内外夹击”之下，一时想不开走上绝路。我们几个孩子还都比较清醒，成思只是启发我父亲：“在以前上海、云南的地下斗争中，那么多的人都牺牲了，你还活着。你就是现在受点苦，还有什么好计较的呢？”“文革”期间，他不参加任何一派，就是自己看书，那个时候管这些人叫“逍遥派”。
后来中国社科院想让成思当法学所的所长，他不同意。当时的院长李铁映就说，我直接跟你父亲谈，让你父亲来做你的工作。成思就说你找我父亲也白搭，我就是不干。他可能是从父母政治生涯的浮浮沉沉中承受了太多，虽然对政治生活具有高度的敏感性，但始终不愿意从政。“文革”给他的影响实在是太大了。
刻苦学习，努力工作
成思非常好学，尤其当他发现好的、有价值的东西，一定要学到手。而且要学，就要学精。成思之所以在学术上有这么大的成就，正是和他这种精神分不开的。在十年动乱期间，他一直在坚持学外语。条件那么艰苦，没有书怎么办？听广播。从1969年到1973年，正是“文革”后期的“逍遥期”，干什么的都有，但干正经事的不多。成思就是听英文广播。有一次我从他收音机里听到一种语速很快，情绪很激动的广播，后来他告诉我，那是英文的球赛点评。当时我在西安的轻工机械厂，有一次厂里进了一部新机器。随机器附带了一份英语的说明书。我知道他英语学习资料比较匮乏，就给他寄去了一份。结果没过多久，他就把说明书翻译好寄回来了。一位专业人员看到后说，除了一些机械专业术语不太合适以外，翻译得相当不错。如果一点不懂英语的人拿着这份说明书，就可以直接操控机床了。得知这个情况后成思非常高兴，他后来一直惦记着谢谢这个专业人员，说是人家给了自己一个检验英语水平的机会。后来成思的外语一直很不错，正是他这种刻苦学习的结果。
成思的时间观念很强。平时我们给他打电话说要去看他，他就是不让我们过去。后来我们一想啊，我们一去他肯定要耗费精力，当姐姐的一去，他要招待我们啊，我们也就轻易不去打扰他了。就是去，一般事先也得把要干的几件事先想好了顺序，以节约他宝贵的时间。平时大家看到他身体不好，可是他走路特别快，他经常说要在这些方面抢时间。
成思写东西大部分时间都是夜里，身体也就是这么搞垮的。而且他也不愿意让别人帮忙，都是自己干。他觉得如果让别人做，可能不能完全符合自己的思路，那样就会影响自己意思的表达。我们在十年前就跟他说，包括老父亲都说过好几次，让他注意身体。每到五一、十一的时候我们都聚到老父亲那里，我们就劝他：“要说从学术上，你已经有所建树了，你现在就得多注意身体了。”可他却开玩笑说：“我和咱们的老父亲，谁先走到头里，还不一定啊。”他就是停不下来，什么事干就要干到底，干到完美。
“他是一个好人”
他虽然自己没多少钱，却一直在经济上帮助我们。他一直觉得我们没有他收入高，其实大家的收入和生活都差不多。另外，他老觉得他自己工作忙，顾不上照顾家里，总有些愧疚，一直想在经济上进行补偿。当时成思大学毕业后分配到鸡西，一个月就46块钱，经常每个月往家里寄20块、10块的。他成名以后，我父亲家里的沙发、电视之类的物件，好多都是成思一个人出钱买的。他老是觉得自己对老人照顾得少，经济上就一定得出力。我们兄弟姐妹几个，如果谁提出来经济上的要求，他肯定尽力帮助，决不吝惜钱财。即便不提，他也总是主动给我们帮助。
有一次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们好像无意间跟他提过这个事情，说房子要卖给个人了。他就说我们的钱肯定不够，非要给我们钱。我不要，他就把我拉到银行里，把存折写上我的名，非得给我。我就说你的钱来的也不容易，都是血汗钱、辛苦钱，另外我们实际上也不困难。他就是觉得我们照顾家里可能多一些，给家里做贡献了，他就要给我们做贡献。后来我们很快就把钱还给他了，因为我们觉得拿他的钱不过意，他的钱来的实在是太辛苦。成思就是这么个人，你要是对他好啊，他就老惦记着。
姐弟五个里头，成思最有威信。遇到什么事啊，大家就七嘴八舌地商议，但只要成思一说话，这事就这么定了。他的威信都是有付出的，他老是关心别人，替别人考虑，说话大家自然都服气。
我们的孩子小时候不愿意学习，没上大学就工作了。有时候孩子去看他，成思就说啊：“你看我没念过博士，但是我现在带博士生了。我可以自学达到这些，你也可以的。”后来成思走了，我让孩子说说对大舅的评价，他说：“大舅是一个好人”。我觉得太笼统了，孩子就说这还笼统吗？现在能用“好人”来评价的人还多吗？他老想着别人，从不考虑自己。他就是这么一个好人。
成思虽然没有担任官职，但是对他做出的贡献，社会承认，学术界承认，我们就感到十分欣慰。向他告别的那天，我们没估计到会来那么多人。过去我们不知道他的影响会有这么大。我们现在感到最欣慰的就是，他的朋友、同事，尤其是他身边的学生，能够这样对待他。口碑这个东西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成思走了，作为亲人我们感到十分痛心和惋惜；但是有这么多人自发地、真诚地来纪念他，有这么多的同事和学生能将他的工作继续下去，我们就感觉到他的生命在一直延续，我们感到很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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