忙碌了快半年，学校放暑假了。先去河北白洋淀、云南昆明、京郊红螺寺开了几个会，日子终于变得悠闲起来，于是可以关起门来随意翻阅书刊。随意翻阅实在是一种难得的精神享受，没有负担，不必为赶写“命题”文章（如约写书评、作序什么的）硬着头皮去啃书，完全是信马由缰，随心所欲，抓到什么就读什么，翻开什么就看
首先是《新华文摘》，这是我长年自费订阅的报刊之一。浏览刚刚收到的2007年第13期目录，周有光先生的《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一文立刻吸引了我，一口气将它读毕。周有光与张中行先生都是高寿的语文界大学者，张中行先生晚年以别具一格的散文享誉盛名，其实他有关语文研究的不少文章也是很精彩的。周有光先生今年已是101岁高寿（生于1906年1月），依然笔耕不辍，实在是学界的一大奇迹。周先生学识渊通，文心富赡，笔力劲健，心迹旷达，因而他写的文章不但知识含金量极高，而且可读性很强。我在《新华文摘》上拜读过他的多篇文章，读后必有收获，而且必复印下来，以便以后不时再读。这天拜读的《中国语文的时代演进》，又有惠我之处，长我智慧，如关于日、韩、朝、越等东亚儒学文化圈或汉字文化圈诸国在近现代对待汉字态度的演变过程：“在‘汉字文化圈’中，日本首先努力于语文现代化的建设，明治维新（1868）之后，普及国语，进行假名规范化，实行全面的汉字注音，发起罗马字运动。战后进行公文改革，规定常用汉字1945个，法律和公文用字以此为限，公布法定的日语罗马字（训令式）。日文已经从汉字中间夹用少数假名，变成假名中间夹用少数汉字。朝鲜改用表音的谚文字母，废除汉字。韩国沿用汉字和谚文字母的混合体，一般出版物用1800个汉字，小学不教汉字。越南独立后采用拉丁化拼音文字，废除汉字。”周有光先生此文告诉我们：原来在中国周边的这些国家，都曾在历史上崇奉中华文明，连文字也是古中国的汉字，只是到了近现代，才改弦更张，不太怎么看重汉字了。汉字之运道，实在与中华文明的昌盛紧密联系在一起。据报载，现在世界各地已有53个国家创办了155所专门学习汉字与中国文化的孔子学院。当此背景下，日、朝、韩、越等国是否也会对汉字产生新的想象呢？
新世界出版社祝晓风君前不久来谈事，送我三本新世界新出版的书，我都喜爱，尤其是马来西亚萧遥天著的《中国人名研究》。该书早在20年前的1987年已由国际文化出版公司出版。1987年10―11月，我从重庆来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的一个评奖，住在八里庄的鲁迅文学院。11月1日在沙滩五四书店购得《中国人名研究》，当时在扉页题记了这么一段文字：“今日北京雨雪后转晴，与吴其南去首都图书馆查阅资料，特驱车沙滩，在沙滩五四书店识是书。”记得当时的沙滩一带有不少书店、书摊，五四书店的店面很大，书的品种也很多（而现在却是小了许多）。我为什么特别要说萧遥天的这本书呢？因我当年不知天高地厚，居然研究起中国的姓名学来，写了一本37万字的《华夏姓名面面观》（该书由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5月出版，1992年重印）。我在鲁院的那些日子，正好收到责任编辑寄来《华夏姓名面面观》的封面设计样稿。一本37万字的著书即将出版，而且是研究中国姓名学的“拓荒之作”，自然免不了有点得意。但当我购得萧遥天的《中国人名研究》，方知“莫道君行早，更有早行人”，一口气读毕全书，实在益我良多。对照我写的那本拙著，可以补充不少中国姓名学的学问，但我那书已经下厂付梓，无法吸收萧氏的精华，实在有点遗憾。姓名学研究涉及到历史学、文化学、符号学、语言学、民俗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需要多方面的知识修养。也正是在撰写《华夏姓名面面观》的过程中，我的知识结构与学术训练得到了一次严格的提升，逼着我读了不少书，思考了不少问题。而当我读毕萧遥天的《中国人名研究》后，方才明白姓名学专著还可以这么写，学问还可以这么做。有一次我在西北某大学的学报上读到一篇研究上古人物名号的“论文”，一眼就看出是抄袭萧遥天的，立即写信给该学报“举报”此事。《中国人名研究》如同老朋友一般与我相处了整整20年，因而当祝晓风君送我此书的新版时，怎能不欣喜有加，大有故友重聚之感。
时下姓氏寻根、取命方式类的书可谓比比皆是，成为出版界的一个热门选题。但恕我直言，这类书极大多数是你抄我我抄你，甚至张冠李戴，鱼鲁亥豕，错漏百出。而像萧遥天《中国人名研究》这样真正专精、确有见识的书实在少之又少。行文至此，我忍不住要为新世界新版的这本书做一次宣传：这是研究中国姓名文化的最好的一本书，借用书中张大千的话：“萧遥天的笔墨很深刻，是融诗、书、画于一图的文人画中的佼佼者。我常随身携带其散文集，暇时品读，深感可醒倦眼，诱发奇思。我在千千万万人面前推荐，这便是信物。”
《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从军长到党中央副主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7年版）是我前不久去昆明时在首都机场候机时买来的，定价55元。一介书生书柜所藏的人物传记均是清一色的学界、文坛中人，怎么会对军界产生兴趣呢？原来，李德生是我年轻时当兵的军长。1967年7月，正值全国“文化大革命”武斗高潮时期，安徽两派为夺权闹得不可开交，江淮大地武斗不断升级，毛泽东当机立断，急调十二军进皖，周恩来总理亲自召见十二军军长李德生交待任务。这年8月，李德生率领驻扎在苏北地区的十二军通过公路、铁路开赴安徽。不到半年，1968年3月，18岁的我以“知青”身份从浙江上虞应征入伍。4月20日，安徽省革命委员会在合肥宣告成立，李德生军长出任省革委会主任。巧的是，我从新兵连受训结束后被分到的连队，正好是安徽省革委会警卫连。“一年新，二年老，三年打背包。”在部队我是普通一兵，什么进步也没有，三年后就退伍了，自此失去联系，再也没有见到过当年的连队首长与同班战友。但我们的李德生军长，则经常能在报纸、电视上见面，李军长后来成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党中央副主席、总政治部主任、北京军区、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军长非常平易近人，每逢春节、建军节，他总会到警卫连看望战士。他那双又大又厚的手，与列队接见的战士们一一相握，嘘寒问暖，至今我还能感受到那双大手的力度与热度。《李德生在动乱岁月》一书，由曾经担任过李德生秘书的原解放军报社社长祝庭勋少将撰著。这部32万字的传记，让我这个当年的小兵在相隔30多年后，有机会了解到当年十二军最高首长的传奇经历与起伏人生。很多当年的未解之谜以及安徽“文革”故事，在这本书里得到了生动详尽的解析与破译。这是我在暑假“随意翻阅”的一本难忘的书。
需要附记一事的是：我自1971年退伍后，再也没有见到过以前的战友、首长，但是我做梦也不会想到的是，就在我任教的北师大，竟会遇到一位十二军的战友。这位战友就是著名俄罗斯文学研究专家、翻译家，北师大外语学院郑海凌教授。我们是在一个极其偶然的场合相识的，聊起过去的经历，原来大家都曾当过兵，而且都在6408部队十二军，但当时不在一个连队，互不相识。郑教授在部队的进步很大，从战士到推荐上大学，到空军联络部干部，再到北师大教授，可谓直线上升。而我退伍后，则经历了铁路火车司炉、考大学（1977级）、考研、高校任教的坎坷经历。那天，当我们一起聊起6408部队与曾经见过面的李德生军长（李军长今年应是91岁高寿了），真是感慨万千，人生如梦而又比梦更富传奇色彩。当年十二军里的两个小兵，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以后会成为北师大的教授。因而当我兴致勃勃地看完《李德生在动乱岁月》后，立即打电话给海凌教授，向他推荐这本书：这本书让我们能够完整清晰地了解李德生军长――尽管当年李军长根本不会认识我们这两个小兵，也不会知道他的军中会有这样两个名叫郑海凌与王泉根的战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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