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奥运的哲学基础

2000年9月16日，朝鲜和韩国体育代表团共同高举“半岛旗”进入悉尼奥运会开幕式会场。据　中新社

读书报：本次北京论坛的哲学分论坛为什么以“人文奥运的哲学基础”为切入点，能不能解释一下，起源于希腊的奥运和中国哲学有

赵敦华：今天，奥林匹克精神已经不再仅仅属于希腊民族，它已经具有全世界普适意义。其精神的哲学根据在哪里？不仅在希腊哲学中，也在中国哲学中。

奥林匹克精神的哲学基础主要来自“轴心时代”这个概念。和雅斯贝尔斯（H.Jaspers）提出的“轴心时代”的概念有关。按雅斯贝尔斯的说法，发生在约公元前800年至公元前200年之间的“轴心时代”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虽然中国、印度、波斯、中东和希腊之间有千山万水的地理横亘，但发生在这些不同区域的“轴心时代文化”却开创了一个精神领域，使得各个不同民族都“获得了全人类所具有的共同的东西”，人类从此被“一个共同的起源和目标”联结在一起。而中国和希腊，正好是一个东端一个西端，此时就已经产生了一些公共的价值观念。

当我们谈哲学基础的时候，就是想从这个“轴心时代”的起点开始，比较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之间一些同源的东西，比如价值观、共同精神追求等等。

读书报：有趣的是，按照“轴心时代”的说法，先秦时代的中国和古希腊，同样是被诸多小国割据，但当时中国的时局以各个小国间的战争为主，古希腊则诞生了奥林匹克运动。这是什么原因呢？

赵敦华：这个问题很有意思，但中国和希腊的社会并不像你说的那样完全不同。“轴心时代”的中国和古希腊，有很多类似的地方，比如，两地都是由小国和城邦组成，都在经历着长时间的战乱。而中国诞生了孔子和老子这样的思想家，其思想在各国间广为传播，形成广泛的精神基础，并最终实现统一。希腊则诞生了以体育比赛、公平竞争为形式的奥林匹克精神和希腊哲学思想，最后也影响了地中海地区的希腊化的统一。

和中国一样，古希腊是一个信仰多神的国家。传说在希腊北部的奥林匹斯山上，居住着众神之主宙斯、其妻天后赫拉、太阳神阿波罗、海神波赛东、智慧女神雅典娜等，这些神的活动常与世俗生活融在一起。可能正是信仰多神的原因，关于古代奥运会的起源也有不同的神话传说。例如，有的说，宙斯为庆贺自己登上王位举行体育庆典活动，由此演化成古代奥运会；有的说，古代奥运会是希腊人献给智慧女神雅典娜的礼物；有关赫拉克莱斯的神话里，讲到他赢得一次战争之后，带着祭祀品来到奥林匹亚诸神之前，创设了奥林匹亚竞赛。这种竞赛由希腊人在爱丽达区的平原上每4年举行一次。还有一则神话讲述说，公元前9世纪后期，希腊战火四起，流行疫病，农业歉收，民众怨声载道，伊利斯国王伊裴图斯寻求神的帮助，得到阿波罗神的神谕：兴办奥林匹亚赛会，即可免除灾难，国泰民安。于是，伊裴图斯同其他城邦达成协议，停止战争，并商议定期举办体育竞技会，由此奥运会得以诞生。尽管关于奥林匹克运动起源的说法各种各样，但是在所有的描述中，奥林匹克运动都有一样的形式：在正式比赛之前要举行盛大的祭祀活动，举行带有浓厚军事色彩的竞技体育比赛，在比赛期间都有规模很大的商业活动、歌舞演出以及街头智者的辩论。除此之外在比赛期间各个部落都要停止纷争，点燃奥林匹克圣火的仪式等等这些带有哲学思想萌芽的文化活动。在这里有神与现实是一个统一体、精神与物质是一个统一体的寓意，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哲学思想。

而在同时期的中国，神灵与人的生活是分开的。从很早开始，中国文化“绝地天通”，春秋战国时期更发展出人文主义传统，形成了百家争鸣的思想格局，尤其是孔子建立起包括人生修养、伦理政治等内容的儒家思想。在两千年间，儒家思想弥漫于整个中国古代社会，渗透到社会政治、伦理、经济生活的各个层面。在中国历史上，儒家文化对塑造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和国民性格，起到了无与伦比的作用。

读书报：能否说奥林匹克运动能在古希腊诞生，同古希腊也是哲学的发祥地有关呢？

赵敦华：可以认为，希腊哲学是古代奥运的哲学基础，而古代奥运在某些方面体现和实践了希腊哲学。

希腊哲学在人类文明史上永远散发着灿烂的光辉，也为古代奥运史留下不朽的丰碑和珍贵的精神遗产。以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一批哲学先驱，无不对体育的价值有所论述。苏格拉底主张：“凡属希腊国民应注意健身之道，以应付国家需要，以保民为国为天职。”柏拉图本人就参加过古希腊的祭奠竞技大会并获得优胜，他在代表作《理想国》中专门论述了体操术，认为这是公民教育的两大范畴之一，可使身体健康，体型完美，体力充沛，也可以培养人的意志，使其勇敢顽强。他认为身体与精神相互影响，而道德不良产生于教育不当和身体不健全。他提出要为保卫城乡而练就体魄刚健的战士，为造就完美和谐发展的人而健身。亚里士多德也亲身参加体育实践，在他所著《政治学》中，主张体育可以先于智育。他在教育思想上提出体育、德育和智育应相互联系，智力的健全依赖于身体的健全。亚里士多德还特别看重对儿童的全面教育，教育内容包括读写、绘画、体育和音乐，他特别强调儿童早期的体育训练，“在教育儿童时，我们当然应该先把工夫用在他们的习惯方面，然后再及于理性方面，我们必须首先训练其身体，然后启发其理智。所以，我们开始要让少年就学于体育教师和竞技教师；体育教师将培养他们所应有的正常习惯，竞技教师将授以各项角赛的技能”。同时他也认为运动过度或运动不足都会对身体有所损害。他提倡开展体操活动，认为这是最适合身体锻炼的方法，体育既能强健体魄，又能塑造人们的形体美和心灵美。这些主张被他的学生亚历山大大帝应用到军事上，才建立了当时最有战斗力和谋略的军队。

希腊哲学家们也对体育和其他领域的关系作出了详细论述。爱利亚学派的克塞诺芬尼认为，体育与哲学、体力与智慧都应当受到重视。“如果一个人在奥林匹亚――宙斯的庙堂那里，靠近比撒河源――参加赛跑或五项竞赛得胜，或者在角力时得胜，或者在猛烈的拳斗中得胜，或者在那种称为全能竞赛的可怕的比赛中得胜，这个人就会在公民的眼中充满荣誉，便会在竞技赛会中赢得一个显著的荣誉地位，便会被邀请参加城邦公费举办的宴会，便会得到一件奖品，这乃是他的珍宝；如果他在驾车比赛中获胜，他也会得到一切奖赏，然而他却没有我那样值得受奖。因为我们的智慧要比人和马的体力更加优良。这当然是一种毫无根据的习俗，重视体力过于重视可贵的智慧，乃是一件不公道的事情”。

更重要的是，希腊哲学把“公正”当做“全德”来推崇，在一切城邦活动中都要以公正为指导，而城邦的公正以个人的灵魂中的“和谐”为根据，所以公正能够达到社会和谐和城邦间和平的结果。这也是奥林匹克竞赛的重要理念。

读书报：您在前面提到，本次论坛的目的是希望找到“中国哲学和希腊哲学之间一些同源的东西”，我记得在您的研究中，也曾提到过一个“同源分流”概念，能不能具体谈谈您的看法。

赵敦华：张岱年在《中国哲学大纲》中，把中国形而上学区分为大化论和本根论。他说：“西方传统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分为Ontology与Cosmology。中国古代哲学中，本根论相当于西方的Ontology，大化论相当于西方的Cosmology。”严格地说，大化论相当于现在所说的宇宙发生学（Cosmogony）。“本根”指“宇宙中之最究竟者”。亚里士多德同样把形而上学分为两个部分，首先是关于Being自身的研究，其次是研究Being因其本性而具有的必然属性。亚里士多德把Being的意义归结为“本体”，把Being的必然属性归结为本体的“本原和最初原因”。亚里士多德把“本原和最初的原因”当做Being的应有之意，而张岱年则认为，宇宙的根本是生成变化（Becoming）的原因。两者的差别毋宁说是中西形而上学的差异，不如说是西方形而上学的成熟形态与中西形而上学原初形态的差异。历史的事实是，无论是中国古代哲学，还是早期希腊的自然哲学，都是关于宇宙变易过程及其原因的研究。我们应该承认，最早一批中西哲学家关于宇宙发生过程及其原因的思考是形而上学的原初形态。

很多民族都有神话世界观，但只有少数民族发展出形而上学思想。这是因为不是每一个民族都能满足从神话到形而上学转变所需要的条件。所有民族的语言一开始都只有表达个别事物和感性特征的词语，从语言到文字，再使用文字表达思想（而不只是记事），再把思想固定在可以传授和批评的经典之中，这些是语言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不是每一个民族的语言都经历了所有这些阶段，即使经历了这些阶段的民族，也不必然地具备需要发展形而上学的社会历史条件。只有那些既经历了所有这些语言发展阶段，又迫切需要使用一系列抽象的概念来解释纷纭复杂的自然和社会现象的民族，才能最终发展出形而上学的思想。

古代希腊和中国恰好满足了这些条件。最早的中西哲学家们用“本原或本根”、“一”、“道或logos”等最普遍的概念概括运动变化的原因，用两两对立的概念描述一切现象的性质和方向。如果说神话世界观应对的是史前时期和文明初期的人类所遭遇的复杂环境，那么原初形而上学的概念系统使人能够面对文明成熟时期的更加复杂环境，采取适时适度的应对措施。中国和希腊等文化传统之所以具有不朽的生命力，得益于形而上学这尊“至圣之神”的庇护；反过来，另外一些文化传统虽然留下了富丽堂皇神殿的遗迹，但由于没有形而上学这尊神，不可避免地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之中。正反两方面的事实证明，形而上学是在文明高度发展的条件下，人类的心理机制表现出的一种思想方式。

形而上学的功能和特征不仅决定于人类心理机制的普遍性和必然性，而且决定于概念的语言载体和社会作用等具体的历史条件。后者是造成中西形而上学分流的主要原因。希腊原初形而上学关于“变易”原则的判断与希腊文中判断系词的确定意义在形式上有矛盾，由此产生的困惑是：如何能够确定地知道变易的现象。欧几里德几何学的创立，为希腊人树立了知识的样板。希腊哲学家按照这一样板，通过对系词意义与知识对象关系的论证，以演绎方法为标准，以逻辑判断系统为结构，建立了以自然为对象的形而上学传统。在中国这一方面，汉语中没有单独的系词，中国哲学家没有遭遇到希腊人的变化和逻辑的困惑，但他们有自己的问题，也就是天道和人道的关系问题。道家的效法自然和儒家的宇宙道德化的立场最后达到了一个平衡点，建立了以道德为基础的天人相通的形而上学传统。

中国人的道德形而上学从内向外推，从希腊到西方的自然形而上学传统有一个从外部世界到内心世界发展的过程。正如美国哲学史家梯利所说：“希腊哲学从探究客观世界的本质开始，它最初主要是对外在的自然界感兴趣(自然哲学)。后来才逐步转向内部，转向人类本身而有人本主义性质。”

需要说明的是，当我们使用“道德形而上学”和“自然形而上学”分别表示中西形而上学的成熟形态，这一区分并不意味着，西方的不研究道德问题，或中国的没有自然学问。在西方形而上学传统中，人的精神（灵魂）和社会、政治、道德也是自然生成的事物，可以用研究自然物的方法和知识体系，获得关于人的精神和社会的确定知识。在中国形而上学传统中，自然界具有人和社会的伦理属性，“格物”（研究自然物）和“格心”（净化心灵），同属道德修养过程。这两种不同的形而上学传统归根到底还是人类心理“降低复杂性”机制的两种倾向，或者先把人自身的属性归约为单纯的本质，然后透过它来“过滤”复杂的外部现象；或者是先把外部世界归约为简明的原则和结构，然后用它来约束人的复杂的内心世界。

读书报：奥林匹克每4年都在不同的国家举办，每个举办地都会根据自身的特色，给奥运会注入强烈的民族元素和思想，那么您认为，2008年的北京奥运会将给中国带来什么样的影响？

赵敦华：我认为，2008年在中国举办奥运会将给整个社会带来两个方面的积极影响：公正，诚信。今天，奥林匹克精神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人类共同接受和弘扬，正因为它反映了人类追求和谐、和平，希望统一的愿望。即使在战乱年代，人们需要提倡公平竞争，有游戏规则，然后才有公正的观念。中国目前进入经济快速发展期，竞争意识表现的越来越强，这不仅体现在商业上，人与人之间也开始有竞争意识，这种意识上的变化在历史上前所未有。

中国的传统观念是提倡和谐的，一团和气被认为是人与人交往的常态。老子就提倡不与他人竞争，要与自己竞争的观念。但是今天的中国，无论在国际市场上，还是在本土内，都要面临着与他人竞争的问题，当代竞争是不可避免的，而且很激烈，这也是社会发展、经济进步的需要。那么在这个时候，竞争和公平的问题就显得非常重要，尤其是在社会转型期，如何才能避免那些不和谐、不公正现象，甚至违法违规的竞争手段，是当下需要迫切思考的。因此，奥运会在中国举办的意义绝不是一场国际比赛那么简单。它也将是一场精神文明的洗礼，我们不仅从中能学习到其他民族的优良精神，并能同自身的优秀民族思想结合起来，实现有序、公平、和谐的健康社会，最终实现繁荣昌盛。

读书报：但是我们也看到，那些时常会在奥运会上传出的“兴奋剂”事件，已经违背了古代先贤和顾拜旦的理想，甚至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异化和扭曲。这是不是奥林匹克哲学发展到今天所必须面对的困境？

赵敦华：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深入，奥林匹克运动也的确开始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些挑战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作为奥林匹克运动核心的奥林匹克精神在世界范围内的弘扬和发展。特别是，现代竞技体育日益显著的政治化和商业化的特征，衍生出了一些不光彩的手段。

比如你提到的兴奋剂问题，从上世纪50年代起，一些国家就把使用兴奋剂作为一种“战略武器”，用于体育赛场上的“和平竞争”，以证明其政治制度的优越性。多年来，大众传播媒体的热心关注和庞大跨国公司的巨额投资赞助也加速了高水平竞技体育的商业化。在大型国际比赛中获胜，就可以一举成名并带来滚滚财源，这些无法抗拒的荣誉和物质的双重诱惑，也会使一些运动员不惜以牺牲健康为代价，冒险使用兴奋剂。使用兴奋剂违反公平竞赛的体育道德，玷污了公众对体育的确信度，也损害了自己的身心健康。这就背离了体育的宗旨，是对奥林匹克精神的极大亵渎。

兴奋剂现象背后是对竞争意义的扭曲，它是为了竞争而竞争，不是真正的、崇高的竞争。什么是真正的竞争？在古希腊时期，奥运会上的竞争就是为了提高民族的整体素质，使战争和冲突不至于过分残酷和野蛮。如果竞争失去了公平的规则和崇高的信念，竞争最终只能变成野蛮的厮杀。

奥林匹克精神中，竞争并不是目的，追求公平、公正的过程中实现更高、更快、更好才是最终的愿望。并且通过竞争来实现民族整体素质的提升和公平、和谐社会风气的推广，这才是成功的奥运会的目的所在。我认为，也正是这样的理念，才能使奥林匹克精神广为传播，在全世界获得认可。经过千百年来的发展，奥林匹克精神早已超越民族，为世界所共享。其他民族之所以能接受奥林匹克的思想，是因为各民族在奥林匹克精神中也找到了各民族所共有的目标和价值―――即社会和谐、国际和平、公正竞争、机会平等的理念。最终依靠民族间体育竞技的方式来实现自身民族的发展。

幸运的是，作为奥林匹克运动的最高领导机构，国际奥委会已经注意到这些问题，并积极采取措施。罗格担任国际奥委会主席以来，相继推行了“奥林匹克瘦身”、“合理商业化”等计划。随着全球化进程的不断推进，奥林匹克运动面临的问题将进一步加深，国际奥委会也将面临着更大的挑战。

读书报：那么，哲学在今天社会发展中的现实意义是什么呢?

赵敦华：正如黑格尔所形容的哲学“是暮色时才起飞的猫头鹰”一样，它是落后于现实的，是对现实提出的重大问题的反思。世界哲学一方面面临着经济全球化问题所带来的种种挑战，比如如何应付国际间的冲突、暴力甚至局部战争等等；另一方面它还肩负着如何促进民族间的对话和了解，实现世界和平的任务。

事实上，本次北京论坛利用奥林匹克精神来探讨中西哲学的共同点是智慧的，这不仅是历史的探讨，更是利用现代奥林匹克精神的普适现象，作为中西哲学交流的契机，具有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