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
在世人心目中，罗素是分析哲学的开山、现代数理逻辑的奠基人之一。他在学术史上的地位，也主要由此而定。尤其是当艾耶尔――这位当年罗素的崇拜者与
《罗素自选文集》向我们展示的正是这样一个罗素。此书编定于1927年。初看起来，内容相当芜杂：其中的文章既涉及世界观、人生观、科学方法论，以及专门性的逻辑文章，又囊括国家政治、教育、艺术理论以及伦理道德问题种种。这固然说明罗素是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作者，不仅知识面广，而且作为一位思想者，总想对社会人生，甚至宇宙本体等等都谈一谈自己的意见。但仔细读完这本自选集后，我发现以上看法终究肤浅。这本书展示出来的是一个真实的罗素――一个不仅仅是科学哲学家与逻辑学家，甚至也不仅仅是由于知识渊博而想对任何事物都发表意见的思想者，而且是一位有着深刻人文关怀的思想家。这个罗素才是永恒的。
大凡人文主义者都强调人的尊严、尊重人类生活中的美好价值。罗素亦然。在罗素心目中，最重要的人类生活的美好价值或美好生活的品质有四：快乐、友谊之情、审美的享受、知识。但到了工业时代，这些美丽之花都因为难与环境协调而极易凋谢。因此，罗素对当时的工业文明进行了清算。比如说快乐，罗素认为：在人类所有的品质中，乐观的生活态度最为重要；并且由此决定了许多其他生活品质。但在发达的工业社会中，由于竞争与追求生产的数量，人们普遍感到极大的精神压力。于是生活，尤其是工作，除了是疲于奔命的竞争不再是其他。罗素写道：“只要工业化生产方式继续存在，我们就不可能使大部分必干的工作变得富有乐趣。”（第218页）又比如审美，他说：“现存的工业文明毁坏了美，产生了丑，并且将毁掉艺术创造力。”（第228页）关于知识，罗素认为纯科学无疑比它的实际应用更有价值：“纯科学――即对自然规律的透彻了解，以及发现宇宙是如何构造的――是人类最神圣的事物，就像上帝从事的神圣事业一样。”（第232页）但“只要人们仍然受到当代观念意识的左右，应用科学就会对我们的观念产生某种影响。但是就我而言，却很难发现它值得崇拜。”（第233页）读着这些话，我们很难想像这是罗素――一位追求科学知识不断进步的罗素，反倒教人想起浪漫主义者卢梭。果然，在对工业文明以及“进步主义”的批判这点上，罗素差点儿就成了卢梭。他说：“‘重返自然’是卢梭的信奉者梦寐以求的事情，但是如果不彻底冲破文明的束缚，这个梦想就无法成真。”（第218页）
然而罗素毕竟不是卢梭。假如他仅仅着眼于社会批判，那么，他只会是一名愤世嫉俗者。罗素除了是人文主义者，还是一位提倡经验主义哲学的自由主义者。因此，他不主张全盘抛弃现代工业文明，而希望对之改良；而改良之方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罗素心目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行会式的社会主义，或称“基尔特社会主义”。这种基尔特社会主义之所以可爱，就因为它能满足人性的需求。罗素说：在基尔特社会主义社会中，工作是为了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因此人们工作时间不必太多，可以给每个人留下尽可能多的“闲暇”。闲暇在罗素设计的社会改良方案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他认为：人只有在享受闲暇时才是人性的；而现代工业文明一切从竞争与效率出发，极大地剥夺了人们闲暇的权利。他说：在前工业社会，享受闲暇只是少数贵族的事情；而问题是：在现代社会中，享受闲暇的权利是社会上大多数人都应该且能够获得的。
这种对于闲暇的追求，终于使他将目光转向东方文明。在20世纪初，罗素是少有的对中国文明不仅不抱偏见，而且评价极高的西方思想家之一。在他眼里，中国是一个反对竞争与讲究闲暇生活的民族。他说：“在争取物质型社会的优越性的时候，我要明确反对当今的一种宗教观念――即主张物质进步的教条。我们认为，如果设备更新的速度降低了，如果人们变得懒散了，这就是一大不幸。但在我看来――因为我刚刚到过中国――‘进步’和‘效率’的观念倒是极大的不幸。我认为没有必要劝诫人们接受可望不可及的美德，也不值得作出极端的自我否定，因为能够响应这个劝诫的人可能不多。但是，我倒希望能把懒散当作福音。我认为，如果我们的教育能够坚定地追求这一目标，人们就会用当代教条和生活方式所激发的全部激情伟力去推动目标的实现，那时，也许就能够把人们引向懒散了。”（第227~228页）他重申：“我不是主张大家都不干活，而是说人们不应超出生产生活必需品的范围再干更多的活。现在，人们生活中的闲暇时间是无害的，但是人们为了挣钱而付出的工作时间（特别是为了挣很多钱的时候）却是十分有害的。假如我们都懒散，只是在饥饿的刺激下才干一点活，那么我们的社会就会更幸福。”（第228页）在他看来，中国文明之所以有价值与值得向往，就是它把享受闲暇作为人生最大的幸福。
今天看来，罗素无论是对社会主义还是对中国文明的看法，都有极大的乌托邦成分。这种乌托邦的原因，在于自由主义者对现存社会都是持一种批判而改良的立场的。而这种批判与改良的立场之所以成立,必须预设一个与现存文明相反的“他者”。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正是罗素这样的自由主义者心目中的他者。这种理想式的他者对于一位思想者来说难能可贵，因为他可以从中寻找到社会改良的药方，至少可以激发他的灵感。蒂利希在谈到乌托邦的“积极意义”时指出：“每一个乌托邦都是对人类实现的预示，许多在乌托邦中被预示的事均已经被证明是真正的可能性。”而罗素的深刻之处在于：基尔特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既是乌托邦的存在，同时又是现实的存在。就后者言，他不讳言其实真实历史中的基尔特社会主义与中国文明并非都那么地完美，也是好坏兼之的。
罗素心目中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乌托邦社会理想，曾激励着人们去从事社会改革与社会改良。然而，中国文明呢？早在当年，罗素就不无担心地说过：中国很可能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像西方那样发展“工业文明”。现在看来，罗素的担心已经应验，它其实就是一种预言：只要实现工业化，工业文明的消极因素就是不可避免的。那么，我们将如何看待今天的中国？是像罗素当年那样赞扬中国文明，还是像罗素那样对于自身文明采取一种批判与反省的态度？这两者也许都有道理：它们都是罗素。
《罗素自选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8月第一版,17.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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