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人能够逃避痛苦。当莫雷尔向德・夏吕斯男爵大声嚷着“走开，我禁止您靠近我！您别想在我身上打主意。你想腐蚀的已不是我一个人了”时，普鲁斯特写道，夏吕斯“也许当即感到了痛苦”，并且“尤其产生了
这种痛苦和身体的痛苦是平行的。在现实生活中，普鲁斯特的哮喘百般煎熬着他，而弗里达・卡洛忍受着比普鲁斯特的哮喘更为严峻的考验。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1931年后，弗里达的右腿开始患有营养性溃疡，1934年，弗里达右脚的小脚趾被切除。在1935年和1936年，弗里达分别做了籽软骨手术。经历了一段短暂的安宁之后，她的身体每况愈下。1946年6月，威尔逊医生为她做了脊椎熔接手术，将四根脊椎骨和一根从她骨盆上抽取下来的骨头以及一根15厘米长的金属棒熔合在了一起。术后，她在医院里住了两个月，恢复状况良好。她的精力也很充沛，很大程度上也因为医生为她频繁地注射吗啡以减轻她的痛苦。1953年初，弗里达的医生开始考虑对她的右腿膝盖以下软组织坏死的部分实施截肢手术。弗里达说她想死了算了。
在《被遮蔽的痛苦》中，罗兰・巴特的学生尚塔尔・托马在我们面前放下了一面镜子，这面镜子中折射出的是这痛苦而可笑的人生。在《穿裘皮大衣的维纳斯》中，冯・萨克－马索克写下了这样一段没骨气的话：“我希望我爱的女人虐待我，背叛我。她越残忍越好。这也是一种快乐。”萨克－马索克不停地描述、导演和赞美幻想性的强迫，但这个幻想世界并没有置换那个即将崩溃的、脆弱的、暴力的、被政治压力压迫的真实世界。在一本名为《殉道纪略》的基督教传教书中，当马索克读到他们的受难历程时，那些“在监狱中日渐衰弱、受着火刑的折磨，遭箭穿体，被扔进滚烫的沥青，被丢给凶残的野兽，或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残酷的受难却在受虐狂人萨克－马索克眼中成了“十足的快乐”。
更多的受难者则默默忍受着厄运的洗礼。在这些人中，陀斯妥耶夫斯基是痛苦美学的集大成者之一。差点被沙皇送上死刑行刑队，并且被流放西伯利亚的他没有萨德爵士和马索克的这种狂热，他总是沉郁的。痛苦刺激了他的灵感，激发他在文本中选择一个“焦虑、跌倒、高烧、幻想、难以解释的声音、歌声、意想不到的存在”。他哀伤的侧影吸引着读者，他狭窄下垂的肩膀、虚弱的脸、忧愁的眼睛，却依然像一个战士般坚定。
诚如斯达尔夫人所说的：“在痛的国度里，总有很多东西有待发现。”
《被遮蔽的痛苦》，（法）尚塔尔・托马著，周小珊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3月第一版，1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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