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中国美术一道特别的风景是几代中国艺术家走向海外的旅程。百年社会变迁，百年文化风云，百年艺术求索，几代中国艺术家走向海外的身影与他们的艺术创业征程既体现为他们个人艺术的奋斗历程，也深刻地融入了中国艺术时代转型的大潮。他们中的先驱与前辈在20世纪前80年间一批批前往欧洲和东瀛求学，但又一批批踏
中国美术馆作为现代以来中国艺术展示、收藏与研究的重要机构，一直重视把海外中国艺术家的优秀创造成果介绍给国内美术界和广大公众。我们相信，举办一位艺术家的作品展，等于构筑一个交流的平台，也等于在历史和今天之间构筑一座时间的通道。当人们徜徉于由艺术家作品组成的时空结构中，获得的不仅仅是艺术家创造的经验，而且还包括对创造者文化精神的理解。
鉴于此，中国美术馆高兴地举办《周氏兄弟30年艺术回顾展》，把周氏兄弟介绍给国内美术界与广大公众。“周氏兄弟”这个名字，在今天的美术界是既熟悉又陌生的，所谓熟悉，在于他们于1980年代的初期就崭露头角，曾经作为中国美术创新的新人与代表引起画坛的注目，1985年他们在中国美术馆的展览，成为改革开放新时期年轻一代艺术家走向社会的成功记录。所谓陌生，是因为他们在国内为人初识后旋即负笈海外，此后与国内美术界少有联系，人们只在相传的新闻中隐约知道他们在美国获得的成功和安居乐业的良好处境，但是并不了解他们艺术在国内起步如何发展为在海外的深入，更不了解他们经过了怎样的艰苦努力才赢得西方和国际画坛的认同与赞誉。
周氏兄弟是一对在时代变迁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艺术家，他们早期的经历颇具传奇色彩，但是，略去那些可以作为故事的细节，在他们的艺术起步阶段，有两个因素是决定性的，那就是他们在生活逆境中形成的顽强的艺术志向和他们生活土壤给予的文化育养。他们的孩提和青春时代正遭遇中国社会动荡的岁月，他们对艺术的憧憬总被困顿的生活现实所隔挡，但是他们不屈服于现实宿命的精神使得他们在探学求艺的经历中坚守了一份可贵的执着，因此，他们不仅没有放弃对艺术的热情，还能独辟蹊径地在家乡广西投入原始艺术的遗存―――花山岩画，从发现到临摹，从临摹到创作，在研习中丰富自己的感觉，在创作中生成自己的风格。1980年代初期的中国画坛酝酿着思想观念的变革和艺术形式的突破，他们以花山岩画为主题的一大批作品猛然面世，犹如给画坛带来一股新鲜而雄强的新风，在极具现代形式感和充沛表现力的作品中，显示了他们如初生牛犊般的探索胆略和青春盛气。
时隔二十余载，在今天回顾他们当年的作品，那种来自原始绘画的精神仍生生不息，那些几乎找不到学院教育陈规法则痕迹的现代形式仍透溢出他们良好的艺术天赋，具有经得起晶察的艺术质量。在他们踏出国门之后，他们最难能可贵之处就在于没有逢迎西方画坛的需求，也没有直接追随正在彼岸流行的艺术思潮与样式，而是坚定的驻落在自己的艺术基础上，通过观察、分析西方艺术文化的特征，有选择地吸收和充实与自己艺术主体有机的营养，在根本上凭借自己的艺术信念去展现自己，在艺术中持续精神的追求。可以说，他们是1980年代中期走向海外的中国艺术家中一直坚持走严肃学术路线的精神强者。在无奇不有的美国艺术文化氛围中，他们不受潮流影响，也不为功利左右，难能可贵地保持住自己的志向，在不断磨砺和构建自己的艺术风格。纵观他们赴美国之后的十余年的作品，整体上将拙朴原始的粗犷风格发展为愈发纯净的抽象表现语言，画面中的内在结构更加恢宏有力，在塑造形象上不拘泥于琐碎的细节描绘，于大刀阔斧的挥洒中把点、线、面的节奏与韵律推向新的境界，有的如壁画般沉着厚重，有的地方如水墨般透彻空灵，构成塑造与写意的跌宕开合。那些经常在画面占据主体位置的造型或隐或显可见源自花山壁画象征性的符号，但已随着激越的情感变为不朽的生命精灵，闪现出强烈的精神力量。正是由于展现了由母体文化精神支持的个人精神，体现出艺术的本体存在价值，他们的艺术首先是在美国、继而在欧洲许多国家赢得了融入西方主流艺术的机会。
可以说，周氏兄弟的海外艺术之旅是一种精神之旅，其历程是站立在中国文化的出发点上与西方艺术的一场旷日持久的对话。一向具有文化强势心态的西方接受者――无论是博物馆、公共机构还是收藏家――从对周氏兄弟艺术的认识、理解，到对他们作品的真正接受，实际上是一个文化对话过程的展开。只有当周氏兄弟的艺术既具备与西方社会审美经验和方式相关联的文化因素、又具备异别乃至超逸于其固有经验的“他文化”因素时，他们的作品才能被真正的接受，进而“进入”其文化认知的空间。在我看来，周氏兄弟的艺术至少在三个方面具备这种“我”中有“你”，以“我”异“你”的对话魅力。
首先，他们艺术的整体形态是一种可以称为意象性抽象绘画的形态，这其中就包含了中西两种艺术的经验。西方现代以来最重要的艺术革命无异于抽象艺术的诞生，这种被称为“纯粹的绘画”拒绝了在画面上寻找现实对应物的可能性，而成为“绝对精神”的视觉体现。当周氏兄弟的作品出现在他们面前时，他们无疑是，惊异而惊喜的――逼近他们眼前的巨作展示的是一方混沌而浑茫的图景，在那里，具有一目了然的抽象结构，也具有由线条、色彩、肌理混合组成的属于物质层面的抽象痕迹。很显然，这种“似曾相识”的形态对于西方人接受周氏兄弟的艺术是一种契机。但是，周氏兄弟的每一件作品又与西方普遍流行的抽象绘画样式不同，它们很明显富有某种观念的先导，甚至有创作的主题，从画面的抽象结构中浮现出象征的、隐喻的符号，如同天宇的星系中闪耀出可以叫得上名字的星球，令人获得心理上接近的遐想。这种与中国艺术观念和方式有关的意象性，无疑是对西方抽象性艺术的补充。
第二，西方现代艺术的“胜利”在本质上是“个体的胜利”，也是构成了西方艺术学界关于创造论的基本价值观。在某种程度上，周氏兄弟在艺术上表现出来的鲜明的个性，符合了西方关于艺术家的品评标准，他们来自中国的背景也容易被视为特例。但是，周氏兄弟并不在意西方对于他们的选择，反之，他们在进行着自我选择。赴美之后，他们愈发意识到，创造出一种具有东方文化底蕴又不乏现代性的艺术样式，才是中西两种文化共时性的和精神层面的融合，因此，他们一方面继续进行属于直觉的体现，发挥作画过程中的无意识和潜意识，倾注生命的感性。另一方面，他们更加注重艺术修养，在恢宏的表现风格中注入具有中国气质的写意语言，增加画面生命的灵韵。
第三，周氏兄弟的艺术在海外发展的同时，西方艺术也发生着整体性的变化，这就是从现代主义到后现代主义的转向。这种转向有着深刻的历史性原因，诸如信息时代的来临、全球化时代的开始，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文化心理的急剧变迁。反映在视觉艺术上，则是明显的语言价值更新，即从原先自足但封闭的现代主义形式学走向与社会现实建立直接关联的社会学，艺术愈加成为言说文化观念的方式和沟通社会心理的媒介，艺术家的行为也愈加成为一种文化态度的表达。从形态上看，周氏兄弟的艺术基本属于现代主义，他们以架上绘画为主的作品归类于经典的现代绘画范畴，但是，在保持着“画家”基本身份的同时，他们已敏感到整个西方乃至国际文化情境发生的变化，于是大胆地突破自我，寻找新的蜕变，一方面继续从事绘画，另一方面，打破了媒介的局限，更加宽阔地使用多种媒介进行创作，同时将艺术形式和行为介入于公共空间，这就有了1994年开始的周氏兄弟艺术的“第三时期”，这也是他们艺术的新纪元。周氏兄弟勇于突破自我，同时突破艺术媒介界限的行为，无疑是他们的艺术从现代走向后现代或当代的升华。在这两方面的努力中，他们运用了东方的整体艺术的智慧和中国传统的知行合一方式，犹如中国古代从“解衣盘礴”进入“超以象外”之境的当代再现。也正由于此，国际艺术界在评价他们的艺术的时候，更多地评价他们其人。“周氏兄弟”这个词成为一个近乎艺术本身的代码。
《周氏兄弟――35年艺术回顾》，三联书店，2007年8月第1版，48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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