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坛大佬”阎崇年
“文革”后，刚开始拨乱反正，工作组到阎崇年所在单位，让大家讲“文革”的坏处。阎崇年却说：“‘文革’有两大好处。”
工作组警觉起来：怎么，竟然有人敢顶风而上唱反调？难道这文质彬彬老先生居然是“三种人”？
阎崇年说：我在“文革”
第一个收获是：那时，有人造反，有人保皇，我什么也不是，逍遥。十年时间，外边不管怎么打，怎么闹，我躲在图书馆看书。后来百家讲坛讲经典，阎先生讲《大学》时，还把这件事作为“己和”的例子来讲。
第二个收获是：那时，没人好好上班，没人管打卡，没人管我到哪儿去。我一直想好好琢磨琢磨大运河这条南北贯通的“大动脉”，可我不是“红卫兵”，不能坐免费火车，就骑个自行车，沿着大运河，从北京一直骑到杭州！一路上考察风土人情，骑自行车反而考察得更细。多少年想考察大运河的愿望，没想到“文革”给成全了。
工作组的人一听，放心了，原来不是什么“三种人”，只不过是老书呆子的两件小事。
这两件小事对阎崇年却绝对不是小事。
别人荒废十年光阴，他白捡十年光阴！
别人文斗武斗互相斗，他和文史资料斗！
“文革”一结束，阎崇年把《袁崇焕传》拿出来。
辛辛苦苦写十年，卖出二百本！二十年后，百家讲坛找上门。
一直跟阎崇年合作的，是百家讲坛一对俊男靓女：马琳和那尔苏。那尔苏文字阳刚而漂亮；马琳善于配优美的画面和音乐，阎崇年跟这对青年人的合作珠联璧合。
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时百家讲坛还没有自己专属的录制场地，录制节目是在现代文学馆。现场观众，经常需要“特邀”：哪一场由哪一家高校组织学生听。观众自动前来捧场的很少。
有一次录制“正说清朝十二帝”，导演高虹到了，马琳和那尔苏到了，主持人到了，阎崇年到了，原定录制时间也到了。
现场观众呢？一个也没有！
怎么回事？那尔苏打电话问组织者，对方“哎呀”一声，太抱歉了，“我把这事给忘了！”
那么，让组织者立即下通知，马上组织学生，抓紧从郊区赶到现代文学馆？黄花菜都凉了！要不然，今天不录换明天？总导演高虹说：不行。咱们是按商定的录制时间交场地费呀！
阎崇年说：“没事儿！就这么录吧。”
有个人打开门往里瞅。马琳赶快跑过去问：“您做什么？”
来人回答，他来找什么人，没找到，看看他在不在这儿？
马琳灵机一动，说：“您给我们当观众吧！”
那人倒也好说话，当观众就当观众呗！
就这样，阎崇年给一个观众讲了一场“清十二帝”。
结果，这一集收视率很高，数以千万计的观众对这集“咸丰（下）”大叫其好。
同为百家讲坛的主讲人，我听到“一个观众”的故事，对阎老先生特别钦佩。主讲人跟观众“互动”有时候特别重要。你讲得精彩，观众就情绪高昂；你讲得乏味，观众就没精打采。主讲人可以根据观众反映随时调整讲课的内容。只有一个观众，主讲人可真得“凭它场内空空，自己淡定自如”！
我想，阎老师面对一个观众时，心里肯定装了亿万观众！
提提易中天两把不开的壶
甭听易中天吹他“从石头缝里蹦出来”。在百家讲坛，没有任何一个主讲人是从来没经过万卫和解如光们“修理”的。易中天也走过弯路。我现在就提提易中天两把不开的壶：重录节目和重选选题。
我印象中，易中天重录节目有两次：
一次是，易中天初到百家讲坛讲汉代风云人物，讲到汉高祖鸿门宴，他说：这个大家都知道，我就不讲了。
万卫说：为什么大家都知道你就不讲了？大家正是要听易中天版的鸿门宴！
易中天一点就通。他立即明白：讲历史人物，重要的故事，即便大家耳熟能详的故事，越发必须好好讲，要讲出自己的特殊论点，讲出自己的“派”，讲出自己的风格。那就重录吧。
另一次是：百家讲坛2005年前录制节目时，都是让主讲人每一讲讲一个多小时，然后编导剪裁成四十五分钟。我在录制完“说聊斋”第一部分前六讲后，发现我过去每一讲都讲多了，既增加了自己的工作量，也增加了编导剪裁的难度，于是2006年初我在录制第二组“神鬼狐妖”时，就故意少讲。有一次，我只讲了四十二分钟就结束，编导从楼上跑下来要求再加几分钟，我又讲了一个例子，凑成四十五分钟。我把这“成功的经验”告诉当时在录制汉代风云人物的易中天：“我今天成功地‘偷工减料’啦。”第二天易中天也照猫画虎，也“偷工减料”。他讲完之后，编导找他，“请易老师看看录制完的节目。”易中天一看，傻眼了。他“偷工减料”过头，只讲了三十几分钟，根本不够一集。怎么办？重录！在百家讲坛许多专家看来，节目重录，总有点儿栽面儿，总是你这一讲没有讲好才重录吧？没想到，易中天从重录尝到了大大的甜头！此后，品三国时，他讲得不是很理想的，就主动要求重录。特别重要的哪一讲，只要觉得不是太“出彩”，一定重录。“易中天品三国”的第一讲，就是重录的。仔细推敲第一次录的跟重录的，就是有很大的不同。重录的节目，更灵动了，更活泛了，更个性化了。万卫送我品三国前两组光盘，我家的易粉就经常拿出第一集来“复习”。有一次，济南台播出品三国第一集，刚播个开头，“易粉”就说：“播错啦，这是最早录的。易大佬早就重录啦。”然后，就如数家珍说，第一次录的有什么地方跟后来重录的不一样……
易中天曾对我说：“百家讲坛既被专家肯定也受观众欢迎的，是‘说聊斋’，没有大红大紫的，也是‘说聊斋’，为什么？你没重录过。我跟小妮子都重录过。不重录，怎么可能红呢？”
我啼笑皆非。我是不是需要找万卫商量一下，把“说聊斋”二十四讲，包括收视率达百分之三点七的，从头至尾重新录一遍？
于丹找不着北？
我到了北京，易中天摆出大忙人姿态，不肯参加于丹对“之流”的宴请。于丹拿我忽悠他，说：小心马老师骂你。马老师骂人，抵得上一百个博士!易大佬听了，价都不敢还，立马答应，还屁颠屁颠亲自打电话，在百家讲坛录制现场附近定了家上海餐馆，然后给于丹打电话，要她带N千元。于丹大惊：“绑票啊？”我在一边听到，说：“告诉小妮子，不带就撕票!”
到了餐馆，原想狠宰一刀者，个个“鹰嘴鸭子脚”，光说不练。解如光啥也不点，王立群点瓶二锅头，易中天问我：“点什么呀？”
“大闸蟹。我要两只!我还得替别人吃一只。”我说。
海迪在京参加政协会。听说于丹请客，马上嘱咐：“大姐替我多吃点儿好东西!我喜欢螃蟹。请告诉各位：我比较喜欢蟹黄。”
服务员说：“没有大闸蟹。”没大闸蟹叫什么上海餐馆？
易中天说，那就点蟹黄豆腐，再来盘臭豆腐，鸡毛菜。
我一听，直嘬牙花子。这张桌上，易大佬和小妮子上了“福布斯排行榜”。就吃这“城隍庙小吃”？狠了狠心，点条红斑鱼，清蒸!
服务员倒上茶，我一尝：“易大佬点的什么茶？像刷锅水!”
易中天息事宁人地说：“还没泡出味儿来呢!”
凉菜上了，酒上了，茶仍然没泡出味。半个多小时过去，于丹杳如黄鹤。被请的到场，请客的不来，什么事？我说：“小妮子是不是跟老家伙们玩儿‘空手套白狼’啊？”大家面面相觑，说不至于吧？
“小妮子不来，我就得埋单啦！”易中天?惨地说。“咱们蜻蜓咬尾巴，自己吃自己吧！”
我看看立群，立群看看我，心照不宣：谁让你狮子大开口，要人家带N千元？活该!两人正幸灾乐祸，于丹的电话进来，她打上的了，可是不认路。易中天接过电话现场指挥：“你从东边过来吧？长安街往西，军博调头！听不明白？让师傅接电话！”
我听易中天打电话，一头雾水!有没有搞错？你易中天住厦门，人家于丹住北京，她不认路你认路？你这不成了“戴着眼镜游泳――混充大眼鱼”？
后来，我问于丹：“小妮子为什么不开车？”
于丹哈哈大笑：“我开车？就我这智商也开车？我坐出租车都找不着家!”
于丹好几次打的回家，司机绕着她的家转好几圈，她就是整不明白该从哪儿进去。司机问：“这是您家吗？”于丹只好说：“这是我男朋友家，不常来。”大家一听，肚子笑痛。甭看小妮子赶路找不着北，她的人生方向感特别准确!她面对媒体“三鞠躬，一握手”。给古圣先贤、观众和读者、媒体鞠躬，向提出建议和善意批评者握手致谢。而易中天有“应对批评三原则”：指出硬伤，立即改正；学术问题，从长计议；讲述方式不争论。依我看，两个家伙都狡猾狡猾的。易中天谦和之中有桀骜，于丹全是平和温婉。这样一来，骂她的人，肯定觉得像铁锤砸进棉花包，挺没劲的。
说起网上的“骂声”。于丹一脸灿烂笑容说：“我没大看呀。就是看了点儿，我脑子里有个‘删除’开关，不感兴趣的，一删，没了!”
好聪明的小妮子!任凭风波起，稳坐钓鱼船，淡定自如!想想也是。如果一个人脑子堆满乱七八糟，耳朵塞满鸡一嘴鸭一嘴，还成事吗？
实际上小妮子和易大佬都是明白人，清楚自己是干什么的。他们就没打算把百家讲坛整成博士论文答辩。只要能传播学术，传播文化，有人爱听有人爱看，目的就达到了。你急，他才不急呢！
（本文摘自《百家讲坛：这张“魔鬼的床”》，马瑞芳著，作家出版社2007年8月第1版，定价：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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