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出版社改制已经发起了冲锋号。
新近，由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联合主办的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高层接连用了“势在必行”、“必然选择”、“大势所趋”来形容改制的迫在眉睫，教育部副部长李卫红更是给被列
入“18＋1”试点的19家大学社提出要求，“年底前必须完成改制”。
曾一度停滞的大学社改制工作就此完全明朗――绝大部分大学社从此将明晰企业身份，在市场经济的大海中“游泳”。
大学出版最初的使命是学术出版，对于欧美大学出版社而言，利润与销售目标永远不是它们的初始经营目标，即便牛津大学社和剑桥大学社，也均以非赢利自称。
由此，转制后的大学社将面临矛盾：学术出版叫好不叫座，出版企业又要追求利润。在由中国大学出版社协会、北京出版集团、新六感北京出版创意与国民阅读促进中心与中国书刊行业协会非国有工作委员会举办的第14期书业观察论坛“中美大学出版论坛”上，与会的国内诸多知名大学出版人在论坛的间隙，也向本报吐露了心头的困惑。
他们的坚持
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中国大学出版社纷纷成立的时期正是中国市场经济起步的阶段。中国出版市场的竞争压力日益凸显，学术品牌弱化、大学学者对大学出版的“忽略”，自身生存压力等因素，使大学出版社普遍选择了以教材出版作为安身立命之本。直至当前，中国国内大学出版社学术图书的比重大都低于30%。
可见，中国大学出版社成立之初的生存压力，使大学出版在一定程度上更倾向于关注图书的市场效益，缺失对学术出版的思考。
“我们都知道，学术出版对大学出版很重要，但并不是每一个出版社都能够很自觉的把学术出版作为它出版的重要内容。”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朱杰人告诉记者，所以，在今天，特别要强调出版人的责任和使命。
“可能有人会觉得我在唱高调，但我不是，这些都是我的肺腑之言。我觉得一个人活着，应该有自己的责任和使命。只有坚守自己的责任和使命，这个人才能在人生的道路上走得舒畅、愉悦，活得充实、有价值。同样，一个出版社也有它的使命和责任，只有坚守自己的使命和责任，这个出版社才能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赢得读者，赢得声誉，实现他自身的价值。一个出版社如果没有责任感和使命感，我认为它不是一个健康的出版社。”朱杰人感慨道。
“学术出版对中国大学出版社而言，有天然优势。”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表示，在任何一个国家，大学都是社会的思想策源地和智力思想库，大学出版社依托所在大学，完全可为营造高端学术品牌创造条件。“在追求图书文化本位的过程中，由于有独特的眼光和市场敏锐性，最终也会实现比较好的经济回报，经营的压力与学术出版的理想未必截然是一对矛盾体。”贺圣遂断定，要做好大学出版，大学社首先要回归本位――学术出版。
在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看来，选择教材出版正是为高品质的学术出版做准备。“摆脱贫困，才能谈发展。”
确实如此。定位为纯学术机构的欧美大学出版社，最近几年正在面临越来越严重的生存危机，哈佛大学出版社社长威廉・席斯勒将其现状称为“压力下的出版社”。2005年5月，英国伯明翰大学出版社因经营不善，校方决策将其出售给了康提农国际出版公司。
但是，无论如何，学术出版永远是出版无可替代的高地和文化标杆，而学术出版的真正实力，不在于规模的扩张，而在于其特色和水平。“学术出版是大学出版社的立身之本。尽管现在中国大学的出版社实行的是自谋生路的出版体制，但是绝大多数大学出版人的选择必会如此，不管是过去，还是将来。”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肖启明平静地说。
策略选择
能否坚持学术出版的使命，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能否有效应对学术出版面临的各种挑战。
北京大学出版社设定多元学术出版目标。“打造新的产业链及价值链，形成多层次、多类型和多媒体的学术出版系统，让大学社不仅成为教材和学术的出版基地，也成为教学和研究资源的服务基地，实现教育、学术出版的立体化、网络化和系列化。”北大社总编辑张黎明如是表示。
在张黎明看来，大学资源的争夺是学术出版的焦点。“加盟大学创新主体性质的各种学术共同体，集成学术创新的要素，有效挖掘出版资源；参加学术研讨会，密切与学者的交往，加深对学者本人能力、贡献和价值取向的了解，加深对他们研究动向的了解，从源头上确保学术质量，对今天的学术出版具有超乎寻常意义。”张黎明告诉本报记者。
选择作者，并跟作者保持密切的联系，成为北大社学术出版的“武器”。去年，杭州的一次大规模学术会议上，除了学者和受邀媒体，出现在会场的只有一家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编辑。北大社现在已经成立一个学术专家指导委员会来负责制定和研究出版战略，推荐和审订重大图书。
广西师大社和华东师大社分别在90年代中后期和六年前开始调整产品结构，把学术出版作为核心业务来抓。现在，高质量的学术著作不仅使两家出版社迅速得到了学界的认可，提升了出版社的学术品味，更实现了不错的销售码洋，打破了学术书不赚反亏的尴尬境地。
“贵在坚持，真正高质量的游行的学术著作，仍然是有它的市场的。学术出版需要有一个口碑构建的过程。”肖启明认为。
大学出版社身处学术重镇，和大学的密切关系使大学出版人能够最先掌握各种学术出版资源，及时跟进了解学术前沿动态。如华东师大素以教育学和心理学闻名，依托这样的资源平台，华东师大社在教育和心理学接连推出了“当代心理科学名著译丛”、“当代教育理论译丛”、“影响力与教育理论译丛”、“当代学前教育译丛”、“今日特殊儿童与教育译丛”五大译丛，网罗了现当代教育心理学领域最前沿的经典作品，不仅在学术界产生了很好的反响，一些高校也把它们作为研究生、博士生的指定教材，长期使用。“注重学术判断和学术质量，选择出版高水准的学术著作，这是保证我社学术图书品质的根本。”朱杰人总结。
拓宽学术出版的思路，为普通大众构建亲近学术的平台也成为学术出版人的策略选择。学术出版物一般比较艰深，专业性强，所以读者群小，发行量不大，仅限于在学院和研究机构流传，正所谓“阳春白雪、曲高和寡”，成为学术出版的困难所在。
“但是学术出版的最终目标应该是走出象牙塔，努力拓宽知识传播的广度，努力提升社会大众的思想力。”肖启明表示。
显然，这一点随着高等教育的日渐普及而成为可能。“学术出版物有了越来越多的潜在读者。这些读者属于大众精英，对于学术图书有一定的爱好和阅读需求，但传统意义上的大部头的艰深的著作并不适合他们。可由‘小众’产品衍生出大众产品，既创造了极高的社会效益，又解决了一定的经济效益问题。”朱杰人认为，对于出版社来说，单纯走“小众”路线是行不通的，完全可以寻求更多的市场需求，进行更好的运作。
一直坚持学术出版路线的复旦大学出版社则期望，从“源头”上提升学术出版的生命力。“太多的优秀人才的创造力被我们的学术评价体制所窒息，太多立项的科研项目并没有衍生出具有独特价值的原创著作。希望能够改革学术评价机制，给学者更多的自由空间和坐冷板凳潜心研究的时间；也希望真正的专家能主持国家的学术科研项目，而非一些受利益驱使、为项目而项目的‘长袖善舞’者。”贺圣遂呼吁。
制度保障
也许，学术出版最终是从制度建设的角度才能来解决根本的问题。
欧美大学出版界，已经建立起对图书尤其是学术著作在出版前进行匿名评审的制度，也正是因为建立了这样规范、科学的学术评价机制，欧美大学社的学术著作在学界有广泛的声誉，学者也以能够在大学社出版著作而感到荣幸。
“目前，中国的学术出版领域还没有建立起规范的学术出版评价制度，相关图书的出版随意性比较大，借鉴欧美大学社运作的经验，建立起适合中国大学发展的学术评审制度，对发挥大学社学术出版的功能，会起到非常积极的作用。”贺圣遂表示。
现在看来，中国大学社的学术出版更多是依靠自觉，随意性、变动性大，“不利于学术出版的发展”。贺圣遂建议，“主管部门应该对原创性著作的作者和出版社给予奖励，使其得到真正的鼓励和支持；对承担出版工作的出版社，主管部门应该在税收政策方面给予实际支持，鼓励其催生更多富原创价值的著作；还应当建立政府和民间的学术出版基金，促进学术著作的出版”。
在欧美国家，学术出版基金数量众多，如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也是在学术基金的支持下完成的。
与此同时，国内大学并没有对所属出版社专著出版的比例、学术出版的比例和水平提出明确的要求，只有经营效益的要求；与之相关，大学里面也很少有相应的学术出版基金的支持，更勿论给所属大学社划拨出版经费。这是否也值得国内高喊“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的诸多大学深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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