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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翻译史研究的新进展

2007-09-19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许钧 朱玉彬 我有话说

湖北教育出版社出版、马祖毅先生主撰的五卷本《中国翻译通史》(以下简称《通史》)是一部具有开拓性意义的著作,叙述了公元前841年至2000年的中国翻译历史,展现了中国翻译活动发展的全貌。

《通史》古代部分分为一个总概述和六个专题。总概述纵观了中国三千年译史,六个专题分别为:(1)从周到清各朝外

事机构之沿革与口笔译活动篇,(2)宗教文献的翻译篇,(3)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文字的互译篇,(4)从东汉到清朝初年的科技翻译篇,(5)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西学翻译篇,(6)从东汉到清代的文学翻译篇。

《通史》是我国第一部翔实阐述历代翻译活动、揭示翻译发展规律的著作。它主要采用的是描述性历史叙述的手法,融入了西方“新历史学”的一些研究方法。这部巨著有如下一些特点:

(1)结构安排科学合理,符合中国翻译历史发展的基本情况。全书首先分成两大部分,一部分是古代翻译史,另一部分是现当代翻译史。因为古代部分脉络清晰,可以分成几个大的主题,然后再依照时间顺序叙述清楚。但是现当代部分头绪繁多,非一卷可以论述清楚,所以只能按照题材先分出几个大的类别,然后在每个大类之下再分出小的专题,然后按照时间和逻辑顺序叙述史料,这样做还可以让不同的参编者专注于一个专门的主题,从而能够更好把握和梳理有关这一专题的翻译史料。

(2)注重国内各民族间的翻译史料搜集。这与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统一国家密切相关。《通史》中民族间的语文翻译可以联系起来阅读,即把古代部分全一卷中的中国境内各民族语言文字互译篇与现当代部分第四卷中的国内各民族语文翻译篇结合起来阅读,即可得到中国各民族之间的翻译概况。有兴趣的研究者还可以进一步深入下去进行民族语文之间的翻译研究,甚至可以探讨一下汉语与少数民族语言的接触与交流情况。

(3)侧重于“通”字,即用较为翔实的史料贯通中国翻译史的来龙去脉。《通史》主要着笔在于“史料”,其中史料的搜集较为翔实,可以为研究中国翻译史的学人提供一根拐杖,以进入中国翻译史研究的殿堂。当然《通史》中也不乏“史论”。有散见于各处的译名问题,如古代部分全一卷中关于从鸦片战争到清末的西学翻译的译名统一问题、现当代部分第三卷自然科学著作翻译中的术语译名统一问题以及第四卷翻译理论研究中的译名研究问题。而最为集中的理论史料部分就是第四卷中的最后一篇,它以中国翻译中的重要论题为小的专题,叙述中国现当代翻译理论发展的简况。我们希望将来有学者可以在马先生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再写出一本《中国翻译通论》,以论带史,阐述翻译理论各个方面的问题。

(4)统计与计量方法在《通史》的相关部分也得到充分应用。如在古代部分的第308页上有耶稣会士(1584―约1790)的译述种数统计表,从中可以看出17世纪是译述的高潮,而神学译述占了其间相当大的一部分。在现当代部分中有关自然科学著作的翻译(第三卷)更是辟专门章节进行译著的统计分析。如:第122页科学翻译统计分析一节中的民国时期自然科学译书统计表(第122-123页),第163页的民国时期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科学译书统计表,第214页和215页的1949-1966年科学翻译分类统计表和1949-1965年间科学翻译原著国别选择抽样统计表,而第246页的现代科学翻译统计分析一节更是专门探讨了“文革”后我国的翻译出版情况。

《中国翻译通史》作为国家“十五重点出版工程”可以说具有开创性的意义,四百万言阐述中国三千年译史。马先生虽已至耄耋之年,仍然笔耕不辍,现在每日仍以写古体诗自娱。马先生主撰的《通史》可以说为翻译研究者提供了翔实的史料,做了奠基性的工作,翻译界的诸位前辈、同仁和后学可以在这些已搜集史料的基础上,运用新的研究方法进行更为系统化和专门化的中国翻译史和中国翻译理论研究,以推动翻译学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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