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作家陈敦德历经近20年的资料收集和写作成书的“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分别从新中国不同历史时期入笔，选取外交史上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叙述基点，通过大量翔实的第一手资料，生动地记录了大国间的外交风云和鲜为人知的高端决策内幕。近日，本报就该套丛书的写作构思方面的情况采访了作者
陈敦德。
读书报：您是搞电影出身的，是什么促使、或说引发您花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来写作这样一套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著作呢？
陈敦德：我从小认为外交是很神秘、遥远、特殊的事情,从来就没有想象过今天自己能出一套关于新中国外交的著作。电影和外交是两个相距甚远的行业,我的主业是拍电影，从青年时执着至今想拍的电影《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尚未问世,而“副业”却收获了这套写新中国外交的丛书。刚改革开放,我有幸进了北京电影学院深造，世界电影史告诉我，电影是最有广泛群众性最有影响力的艺术，适合于将影响历史进程上的重大题材拍成电影。在德高望重的老院长成荫鼓励下，我选择了要将毛泽东与尼克松在1972年震撼世界的握手搬上银幕。这件事情做起来非常困难。例如,将建国后有关中美关系的“大参考”看一遍,就经过了近五个月时间,每天去新华社资料馆看报。经过五年的努力，在一些老外交家、中央文献研究室、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电影界老领导老艺术家等大力支持和帮助下,到1988年,电影剧本及同名纪实文学专著都出来了,电影剧本由中央重大历史题材影视领导小组通过,纪实文学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影片因故缓拍了，同名纪实文学的书却轰动一时。
读书报：您曾经在有关文章中谈到过“外交题材政策性很强，分寸感很难把握”，请问您在写作过程中是如何处理好这个问题的？
陈敦德：一般性的外交题材政策性很强，分寸感的确很难把握。我所重点写的新中国外交题材，多为首脑外交，政策性就更强。写外交题材的基本“功课”（即调查访问搜集材料及熟悉国际环境、相关国的国情文化史料、领袖人物传记等）,在诸多条件具备之后，写作成败的关键就在于掌握政策与分寸。因为文体纪实性及外交事务的敏感性，写第一本书又是毛泽东与尼克松，动笔时我做过认真思考，定了六句话的原则：以我为主，尊重对方；事实为主，切忌夸张；人物为主，不事虚拟。因此，1988年秋《毛泽东、尼克松在1972》初版面世之后，不仅一般读者喜欢，也得到当时中美两国高层领导的青睐。尼克松本人健在，看了之后提了两条意见和一点希望。意见其一，他与毛的篇幅应对等，再版应为其增加；其二，在庆祝上海公报宴会上，他没有喝醉，再版应改过来。我说写尼喝醉不是我之杜撰，而是有诸多外国记者报道及基辛格回忆录作证，因而未将喝醉事作改动。但是，我可以理解尼克松作为美国总统，不愿在作品中看到对其喝醉的记述；但是，上海公报之发表预示着尼克松访华成功，高兴之中多喝点酒也是常情。
读书报：这套丛书涉及到大国外交中大量的高端决策内幕情况，在史料的运用上，您的依据是什么？
陈敦德：纪实表现大国外交的核心决策的有关内幕详情，其时间地点、主要情节、关键细节、主要对话等，我是绝不加以虚构，都有档案文献作依据的。真实才是这类作品的生命，作者只要真实记述，不需要自己设法妙笔生花。比如，当毛泽东、尼克松两人首次握着手时，毛泽东说的“我俩共同的老朋友蒋委员长先生对今天的握手，可不高兴啦！可是，总统阁下，我跟蒋交朋友的历史可比你与他作朋友的时间要长得多”。这绝对是两国档案都有相同记载的原话。客观地说，美国早就有档案法，在美国查档案要方便，但是也有个别最核心机密档案是进入21世纪才解密的，例如1972年尼克松对周恩来关于实现中美建交秘密承诺。在上世纪80年代，我国档案虽难查，但是好些当年的当事者或见证人都尚在世，我有机会当面一一采访他们，这是连美国的研究专家和学者都很羡慕的。近年来，我国外交部也开放外交档案了，要比我当年方便多了。
读书报：纪实文学的写作方法很多，您为什么采用传记文学的方式来写这套丛书？
陈敦德：应该说，这套书并非一般性的纪实文学，在每本书中都包含着我对所写重大外交事件悉心研究的成果，我曾经考虑不写报告文学作品，而仅写成专业性的历史研究论文，也会是有独到研究心得的学术文章；这样做，耗费的心血会要少得多。但是，读者面将大大降低。我觉得新中国外交是毛主席周总理及老一辈外交家们所创造的极其珍贵的财富，我乐意通过我艰辛的挖掘，采用传记文学的方式与广大的读者共享。
“新中国外交年轮丛书”，共9册，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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