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文字，像是文字敏感者的家。那种说法和调门，是能够渗入人心的。
能直接感受上一代文人的气质学养，这是朱天文的幸运，可遇不可求的事情，她遇上了。也因此，她坦承年少时学张爱玲。看她许多文字，是有那般印痕的：私我、细腻、感伤、超迈、沉溺，像是七月里粘身的旗袍，也颇似隆冬时分热孜孜的手炉
“电影小说”、“电影剧本”、“关于电影”、“一部电影的开始到完成”，她与侯孝贤的电影合作，恁是林林总总，用阿城的话来说：“它们深入历史诸阶段，美学，文学，导演，电影诸部门，人文，市场，伦理等等等等。同时又是无穷细节，柔刚相济的美文。……它有着阅读中文者久违而熟悉的特殊，文史一体。”在银幕上演戏，有情节的起承转合，可是如果在银幕上写情，那般辗转反侧，那般国恨家仇无从道起，这就难了。在胶片的大量沉默和延宕中，此情此景已经是渗入人心的私情了。像对文字敏感的幸运读者，对这种电影敏感的观众，在朱天文的故事中，一一沉了心去，那最好的时光，年轻时。
在这些电影类文章中，我惊异地发现，朱天文更加泼辣、直白，为了将文字付诸实施，变作动作和声音，她稀释了文字的浓度和曲折度――一个干练而直率的女编剧形象。“务虚”转为“务实”，闺阁中的情思，在电影故事中一一呈现。“戏味愈淡，走向愈纯粹的电影，到了电影的边界，令观者起好大疑虑，这到底算不算电影？”“事件的来龙去脉像一条长河，不能件件从头说起，则抽刀断水，取一瓢饮。……他（侯孝贤）取片断时，像自始以来就在事件的核心之中，核心到已经完全被浸染透了。”在论及侯孝贤的电影处理方式时，朱天文是深谙其写情主义三昧的。电影和小说和散文的界限趋于模糊，核心的情感和物事凸现出来，难怪阿城说，除了朱天文，没有人可以担当侯孝贤的编剧。
文学描写中的小心思，夸张丰蕴的色彩，呈为影像后便没有了余地，可是它的气息还在。在这里，人物要么是背景（在急匆匆的观众看来），要么是主体，直接进入人，面对物事本身。显现与隐藏的部分，令人知晓或想象，各个都是活的，却也都是孤单的。人与人凭着心灵在交流和对话。这种诗的言说方式，冲突降低到最低，激烈而缠绵的冲突，在各个人心中，甚至连缓慢感伤的观众，也参与其中。无疑，侯孝贤注解了朱天文的文字。而这个“天生没有习气”的朱天文也深深地理解侯孝贤的表达方式，在隐藏与显露间，完成他电影的描摹。故事是永远在发生着，变化着，从民国到六七十年代，到90年代，到现在……小毕的故事，安安的假期，咖啡时光，童年往事，恋恋风尘，海上花，最好的时光……在一个一个故事启程的时候，朱天文和侯孝贤便触摸到它们的骨肉，在艰涩执拗的寻觅中，觅到它们的“戏肉”，然后，毫不留情地在残损的故事中“留情”。
说着朱天文的电影文字，便不由得说到侯孝贤。侯孝贤，“永远是年轻的，目光锐利逼人。”看他的电影，什么都拍了，什么又都没有拍，全部流动着，有时候是“竹篮打水”，有时候呢，又是“恒河沙数”了。这也恰恰是朱天文电影剧本中流露的气质。这两个人，一个借用文字，一个借用胶片，述说的是同一种情怀。
《最好的时光：侯孝贤电影记录》，朱天文著，山东画报出版社2006年11月第一版，25.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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