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手机古已有之，所有经典名著的结局都会发生重大的变化。试想一下：每一个棘手的文学难题都因为有了现代科技的帮助而得到了解决。读了《呼啸山庄》，谁不为可怜的凯瑟琳的命运而咬牙切齿？我们知道她是多
那么，故事将会继续下去。叙述者会说：
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这并非是我们最后一次听说希斯克里斯。尽管狂风大作，在山庄的一角雷电劈开了一棵树，并摧毁了东面烟囱的一部分，但凯瑟琳的手机信号并未受到影响。希思克里斯十分反常地偶然听到了她随便说的一番话，但令人欣慰的是她总能联系上他，因为尽管希思克里斯先生有时举止粗鲁，但总是手机不离身。
结局当然是他们自此以后幸福地生活在了一起。同样，该小说的作者埃米莉・伯朗特的处境也许会变得更轻松些。你可能会看到在霍沃斯的那个花园的对面，她带着淘气的神情给姐姐发短信。学者们猜测在埃米莉令人痛惜的英年早逝之后不久，她的姐姐夏洛特用短信用语给她建立了一个文学纪念碑，而这一情节在《简爱》里占据了关键的位置。（“救救我！我在阁楼上！”）
最近，我终于又接触到了埃米莉的那部奇特又恐怖的小说，并认识到虽然手机在我们乐于说的“真实生活”中颇有用处（虽然关于这一点我尚未有最终判断），但对于试图讲故事的作家来说不啻是一个累赘。
试想一想所有那些与以下简单事实密切相关的所有故事：甲不知道乙在哪儿，并且对找到他茫然不知所措。我们就举《奥德赛》为例吧。如果有手机的话，史诗版本将会变为：“亲爱的，我在火车上。你想要我从商店里给你捎些什么东西吗？”我猜想，在锡拉岩礁和卡律布狄斯大旋涡（据《奥德赛》，这是个非常危险的海峡，但英雄奥德赛率战舰成功地通过，仅损失了六个水手）之间手机的接收信号有点差，而且有时噪音还很大（“对不起！那是塞壬在捣乱。”据希腊传说，她是半人半鸟的女海妖，以美妙歌声诱惑过往海员，使驶近的船只触礁沉没），但英雄在喝午茶前终于凯旋，让大家都免去了一大堆麻烦。
我们再设想一下吧，有了手机就很可能没有了《罗宾孙漂流记》、《蝇王》，读者也就不会因为独自知道奥德赛的忠实妻子珀涅罗珀拒绝无数求婚者的理由，以及安杰尔・克莱尔能重新爱上苔丝这个结局而享受到的快乐了。“戏剧性讥讽”是批评家的术语，对普通读者来说这便是享受，是一种无知与距离可能导致的希望与绝望的混合体。若安娜・卡列尼娜的口袋里装着一个诺基亚手机的话，那么从莫斯科开出的那列火车上的气氛将有很大不同。新的场景该是这样的：
临近早上时，安娜虽然还是干坐着，但已打起盹来了。当她醒来时，天已破晓，火车正向彼得堡靠近。对家、丈夫、儿子以及对这新的一天与未来日子的牵挂突然齐聚她的心头。随后，安娜的手机响了。
托尔斯泰告诉我们说，尽管安娜心中已有了另一个男人弗洛斯基，但她还是回归到了自己的婚姻生活。他是这样说的：
那夜安娜一夜未眠。尽管重负与幻觉充满着她的想象，可这丝毫没有给她带来不快或忧郁。相反，它们显得熠熠生辉，让人快乐并且激动人心。
我们试想一想，如果安娜能一直跟朋友在手机里聊天，直至电池断电，那她的想象力还会如此丰富吗？如果弗洛斯基能用手机跟她联系上，那她还会卧轨自杀吗？《安娜・卡列尼娜》还会有800页的篇幅吗？
有时，我会想：为什么当前在虚构文学中历史小说及其仿作能风行一时呢？从马修・珀尔的《但丁的俱乐部》（Dante Club,2003；反映19世纪中叶的波士顿文人圈）到查尔斯・弗雷泽的《冷山》（Cold Mountain,2003；反映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北卡罗里纳州生活）到库尔特・安德森的《如日中天》（Heyday,2007；反映19世纪中叶的加利福尼亚生活），为什么作家们要舍弃当前专写过去呢？我相信人们能给出各种严肃的、文学及理论上的解释。然而，若问作者本人，如他们回答说那是因为当时没有手机，我一点也不会感到惊讶。
现在，我们必须承认座机电话线与小说已快乐相处了好多年。电话线能引发许多事件，随后触发行动。但在座机时代，一个人物要让人找不到，他只要离开房间就行了。当前，如果你想要让一个人不易被他人找到又不把他塑造成历史人物，那么你必须要充分说明这个可怜的人为什么会与世隔绝。也许他是一位死不悔改的怪人，是对提供永久连接的阿里阿德涅线团（据希腊神话，国王Minos的女儿阿里阿德涅曾给情人Theseus一个线团，帮助他走出迷宫）予以拒绝的日渐其少的少数人中的一个。这种解释本身就有些束缚住了作者的手脚：你的这些说法是否意味着主人公行为古怪，还是其他什么原因？当然，你可以造出很多借口。例如，你可以虚构出一场暴风雨，刮倒了当地的信号传输塔；还可以振振有辞地说电池没电了，或者说可怜的机子被一杯咖啡淋湿了。总之，要让人物悄无声息，作者必须要费些口舌，做出解释。你当然可以把整本书的背景设在飞机上，但这长不了。这就是移动电话的另一个隐伏的方面，让作者尴尬并伤透脑筋：其瞬间接通能力会让即便是相对不太晚近的小说都显得古怪、不合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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