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一二十年来，莎士比亚传记作品在英国层出不穷、大行其道，于是就有人站出来要反拨这股潮流，警告人们说若大家都读传记，那谁来读莎翁的剧本和十四行诗呢？笔者由于条件所限，并未读过这些近年出版的莎翁传记。但据笔者所知，文学史家们实际上对这位英国文艺复兴时期乃至英国文学史上最伟大作家的生平所知甚少，而
怎么看一位作家或诗人，是他的生平还是他的作品重要？文艺批评发展到今天，这当然自不待言了。不过，我们在反对生平、时代与作品解读机械对应的同时，显然还要警惕那种通过对作家作品的肤浅解读、庸俗阐释甚至以故意的误读曲解来搞所谓的“批评创新”。谈到这里，笔者自然想起了前些时候在媒体特别是网络上闹得沸沸扬扬的首师大某教师的著作《大唐第一古惑仔李白实录》。该著作者在书中认定李白是“第一古惑仔（即市井流氓、小混混，源出90年代以来的香港同名系列电影――笔者）”、“第一软饭王”、“第一流氓文人”、“第一虚伪人”，甚至还考证出李白打过群架、混过黑社会，常常梦想在闹市拿刀砍人等“黑道侠客”细节。据其本人说，为了撰写该著，《李白诗文集》读了很多遍，包括李白的所有材料都找出来了，而且“所有材料的使用都经过最严格的考证”。作者的本意也许是想反映李白“食人间烟火”的一面，在传统的诗人传记材料中难以找到足以耸人听闻的线索，于是就很聪明地想到“解铃还需系铃人”，何不直接从诗作入手进行挖掘，同时在这影视文化强势的时代借用些家喻户晓的明星人物或概念来予以添油加醋地打些比方以激发瞬间的读者反应，期盼最终达到易中天、于丹在中央电视台讲三国、解论语那样的效果。但殊不知，中国人还有很深的偶像崇拜情结、政治立场观念，像李白、鲁迅这样的人物都不是可以随便说的，更何况你的论述里面还有明显的牵强附会、哗众取宠之因素呢。其实，该著作者的“实录”并非完全根据李白的作品进行“实证”，而是先有个理论框架，即所谓的“李白做古惑仔是为了制造名声，和唐代文化背景分不开，唐代知识分子要想出名，只有两条路，要么做隐士，要么尚武”。大家知道，李白曾有官瘾，显然不属于隐士，于是作者就从“尚武”上下工夫了。先不论“李白要制造名声”的论断是否太武断，把所谓的唐代文化等等一些浮在面上的东西硬往李白头上套其实也并非能说明多少问题，因为人虽然都是时代的产物，但并非都在顺应潮流，知识阶层往往会有意无意地与时代拉开距离。不过，笔者倒是愿意借“唐代知识分子要出名”的话题，顺便谈谈英美最近出版的两本关于英国桂冠诗人丁尼森（1809-1892,1850年加封桂冠）和美国作家马克?吐温（1835-1910）与媒体关系的书，它们均展现了19世纪下半叶以及20世纪初英美诗人作家与媒体各自为了出名相互合作、相得益彰的故事。
据作者称，《丁尼生与维多利亚时代的期刊》（Tennysonand Victorian Periodicals, by Kathryn Ledbetter.Ashgate）意在“以丁尼生的诗作为中心，来审视维多利亚时代期刊的直观感染力”，实际上该书同时也揭示了19世纪文学名望形成的机制，尤其是期刊在其中所起的作用。例如，远在丁尼生被封为桂冠诗人前的1837年，英国就有一家《每月丛报》（The Monthly Repository）的编辑给这位年轻的诗人写信，希望他能赐稿：“一首十四行诗，几句诗行，您的任何作品都可以，若能署上您的名字那就再好不过了。”看来，期刊等媒体追求名人效应显然并非今日的特殊现象，这位编辑其实要的仅是丁尼生的名，而作品的质量是不必考虑的。那么，诗人一般对类似的约稿信会如何作答呢？据该书作者考证，虽然丁尼生在多种场合讲过期刊的坏话，并对上面发表的作品不屑一顾，但在他的整个生涯中还是不时地给它们供稿，并对它们需要他的名声以增加销量站稳脚跟完全清楚，这在他获得桂冠诗人的称号后更是“变本加厉”，因此作者称其为“首位期刊诗人”并非言过其实。
在该书的其中一节，作者专门探讨了这位桂冠诗人若干诗作与时政的密切关系，如《轻装旅的攻击》（“The 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和《英国人，保卫你自己》（“Britons, Guard Your Own”）都是诗人为当时新闻媒体上报道的重大事件激发所作的篇章，也体现了丁尼生作为英国桂冠诗人对国王乃至祖国所承担的责任。这些诗作因被看做是应景之作而曾受到现代批评家的冷落，但该书作者予以了重新评价，并因其包含大量新闻媒体内容，认为“某位新闻记者应该被认为是其合作者”。由于英美两国的文化同宗同文，尤其在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前几十年，一旦某位英国作家在本土发出了“闪电”，必定随后在美国会有雷声与雨点。丁尼生更是如此，一位19世纪末的美国评论家甚至说，“丁尼生在这里比在英国拥有更多的读者”。于是，该书的最后一章讲述诗人在美国期刊上的接受情况，并特别提到了一份儿童期刊《圣诞老人》（St Nicholas）的编辑写信向丁尼生约新作，并向他透露杂志的读者对他的了解要“超出您的想象”。据说，丁尼生因为诗作在美国的许多重要期刊报纸上频频出现而在国际上名声鹊起。
另一位深知与媒体搞好关系重要性的是马克・吐温，他的杀手锏是访谈。据说，他每次进行朗诵作品的巡回旅行时都立了一个规矩，即自己每到一处的头24小时向所有来访者开放，于是有记录可查的访谈就有250余次，看来这位15岁即当上记者的美国最孚众望的幽默小说家不仅深谙受媒体关注的好处，而且精力过人！据《马克・吐温访谈全集》（Mark Twain, the Complete Interviews, edited by Gary Scharnhorst. Tuscaloosa: University of Alabama Press）的说法，马克・吐温是天生的访谈客，他来者不拒、话语机智，妙语连珠，非常合适于成为供人引用的语录，并颇具把自己塑造成亲和力十足的公共人物的天赋。在某种意义上，他是19世纪最懂得新闻媒体的作家。
当然，不管是丁尼生还是马克・吐温，其名人地位、公众形象、著作的拥有国际市场并被各种媒体争相追逐，用一句当代的时髦话，首先并非因为媒体的“炒作”。客观地说，其立言立名均在媒体介入之前，媒体给予的机会充其量是属于锦上添花的性质。不过，当时他们二位与媒体的亲善，确实反映了19世纪下半叶与20世纪前十年文学家们的创作与自我宣传（恰如当时的创作与旅行一样）是紧密相连、难分伯仲彼此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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