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缘心而荣

2007-09-26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凸凹 我有话说

物质的迫压,市声的喧嚣,使追求内心生活的人,有了几分惶惑、几分不安,这是不争的事实。

读了中江兆民,我感到,作为世俗意义上的普通人,这是自然而然的;但对以精神生活为重的人来说,这是有害的。因为,精神生活者的生存基础,正是在于对于人类“基本价值”的瞩望与恪守;在风尚面前的惶惑与不安,多

少表现出在基本价值判断上的犹疑与动摇,这关系到一个人的精神品格问题。

19世纪日本的哲学家中江兆民是个彻底的精神生活者。在得了喉癌,生命只剩下一年半可过的时候,他未表现出一丝不安,他首先想到的是,把自己尚未表述的对人类“基本问题”、“基本价值”的思考赶紧写出来。他对自己的门人幸德秋水说:“我的病日益恶化,看来活不了多少时候了;如果现在不对后世子孙说几句话,难道还算一个读书人吗?”因此,他用这一年半的时间写下了两部伟大的哲学著作:《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

中江兆民认为,得了绝症,恰恰是命运赐予了他一个难得的机遇,可以毫无挂碍地表达他心灵最真实的声音。最令人啼嘘的是,他在疗病期间,得以观看了日本的“评弹”――净琉璃,被表演大师的精彩表演深深折服,他感慨道:“我不但爱好音乐和戏曲,而且能和这些杰出的艺术家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真是幸运!于是,我是不能叹息遭遇不好的。”

他真是一个以精神生活为上的人――对生命价值的评判,被他彻底地建立在精神生活的基础之上。那么,他写下的书,便是人类生活的福音书。

在评说思想与文化的价值时,世俗的评判(物质的评判)往往能遮住人们的视线。文学艺术,包括哲学,并不一定有显著的功效让人看见或听见,也就是说,这些隶属于精神的质素,对于贸易的逆差顺差、银根的松紧、工商业的繁荣与否,好像没有什么关系。但是,事实证明,大国与小国的区别,往往不在于疆土的大小,而在于人民的气质、胸襟的大小;穷人与富人的区别,也不仅仅在于对财富的拥有数量,而更多地在于人格与修养。对此,中江兆民说:“……国家没有哲学,恰像客厅没有字画一样,不免降低了这个国家的品格和地位。康德和笛卡尔实在是德、法两国的荣耀,是两国客厅的字画,对两国人民的品格和地位,自然不是没有关系的。”没有哲学的人民,不会有庄严的使命和远大的抱负,一味追求现世的享乐和时尚的浮华便是自然的事。同样,一个身有资财的人,如果嘴上总是操着有关粪尿和生殖器一类的话语,进得酒肆便如驴饮、进得包房便泡小姐,便会给人以俗恶贫穷之感,对其之厌,远比对穷人之怜来得锐利。物质的发达,可以使人生活得好,并不一定给人带来高贵;高贵来自本身的自持力和自信力,即:本身的文化底蕴。也就是精神含量。

这就是说,是思想与文化的因素,决定着国家和个人的生存品质,以及未来的走向和位置。

就中国和日本两个民族的比较来说,在日本,像明治维新那样大的社会变革,也兵不血刃地完成了;三百个封建诸侯争先恐后地把土地和政权上缴皇室而毫不迟疑,而未发生大的社会动荡。而在中国,就像鲁迅说的那样,就是搬动一把椅子都要流血,何况社会改革。这一切,尽管经济因素起了相当作用,但根本地,这是与两国的文化传统有关――

中国本土文化积累的悠久与深厚,使它很难进行外来文化和异质文化的吸收,固守的成分多,变化的因素少;而日本文化的形成,是建立在文化引进的基础上的,那么,文化引进与吸收,便是它的一种常态。所以,日本的变革来得比中国容易,经济的启动也比中国来得快。但是,日本文化的这种灵动性,却造成了民族根性的缺乏理性,浮躁和轻浮是日本人的重大病根,他们有发达的小聪明、小机智,而没有创立雄奇伟业的大意志和大气魄。而中国文化虽然要背负因袭的重负,但富有理性的博大而精深的气象,也造就了中国人的仁厚与坚韧,具体表现为:重道义,而轻小利,富有功德,有建功立业有所成就的远大追求,在这种文化驱动下的国度和国民,其未来的景象,是不言而喻的。那么,经济的暂时落后,也是不可怕的。

细想起来,物质的评判与精神的评判(根本价值的评判)的根本区别,在于前者用眼用耳,而后者则用心用脑。那么,前者当然关注于物质的浮世风景,而后者则要透过表面的繁华,考量它是否与生命的质量和人类的文明进步有关。一看,一考量,所对的价值层面不同;那么,判断的结论也就自然不同。所以,精神生活者在物质迫压下的犹疑与不安,意味着对自己价值体系之外的价值的妥协,意味着自我判断立场和判断能力的丧失。早在20世纪初,陈独秀就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指出了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文化与人格上的缺陷,便是信仰的缺乏。到了21世纪之初,中国精神界的现状说明,中国知识分子的根本问题依然是信仰问题。所以,解决中国人文知识分子的精神品格问题,不从信仰入手,便是虚妄。

谢有顺在《写作的勇气》一文中说:“中国作家的写作所抵达的价值层面,最高不过是君王、国家、民族等代表的中间价值系统,它离终极价值(天、道、神)还有很长的路途。”其实中国文人对“天”的追问曾经有过,比如屈原,但后来中断了――避世风尚,使文风缥缈;趋势之态,使精神匍匐于物质主义的气息之中。在这两难境地中倘佯得久了,文人形成了一个虚化的自我,对现实的关照力便极大地消弱了。不要说终极价值,即便中间价值也无力撑持了,干脆消磨于享乐的、时尚的最低价值。那么,人文知识分子作为精神生活者的身份差不多就要自行消失了,因为在价值判断面前,自甘于市井人群的用眼用耳,而放弃了用心用脑。当思想者放弃对“精神超越性”的追求之后,他所遭遇到的痛苦,便是“士人格”的尊严沦落之后,成为凡人的痛苦,与思想者的身份无关。

所以,精神生活者的惶惑与不安,以及所感到的世态悲凉,像由心生,悲从心来。圣奥古斯丁在反省自己的一生后说,我的心就是我的仇敌;马丁・路德也曾说,最大的教皇不是在罗马,而是在我们的心中。精神生活者要想得救,根本地,还是要走向自己的内心。

其实,我之所说,都是些旧话。然而还是要说,因为,外表的事物,终究是不能战胜义理的。中江兆民也说,凡属义理的话,说出来就是陈腐的;然而一旦把它做出来,却是新奇的了。

中江兆民用他最后的时刻,创造了这种“新奇”,他写出了《一年有半》和《续一年有半》,把自己成就为最“轻薄”的民族中最深刻的哲学家,为人类生活留下了不朽的箴言,使生命的光辉融入时空的永恒。所以,他临终的时候,欣慰地说:“在这样的遭遇中,只有我的妻室,我的孩子,我的笔,和我相依为命。然而这就使我满意了!除此之外,再也不需要从外界得到什么。”

他告诉了人们一点真实的生命消息。对于纯粹的精神生活者,缘心而幸,缘心而荣。最后说一下,中江兆民最喜欢的格言是《论语・里仁篇》的两句话:“德不孤,必有邻”和“朝闻道,夕死可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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