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暑假后，父亲初到西南联大，人地生疏，只知认真上课，改作业一丝不苟，过了一段时间，朋友就多了起来。首先，中文系教授杨振声、朱自清、罗常培都是他的北大学长，他入北大读书时，他们都已经毕业，但是，他们都很关心他，给了他很多帮助和鼓励。后来，李广田、卞之琳也都来到联大教书。他们也都是北大学生，
有一段时间，大约是1943年底或1944年春，杨振声建议，彼此熟识的朋友每星期聚会一次，互通声息，地点就选在位于钱局街敬节堂巷的我家。他们每星期有一个规定的时间，聚在一起，漫谈文艺问题以及一些掌故。每次来参加聚会的有杨振声、闻一多、闻家驷、朱自清、沈从文、孙毓棠、卞之琳、李广田等人。这样的聚会不知举行过多少次，有人从重庆来，向父亲说：“在重庆听说你们这里文采风流，颇有一时之盛啊!”这样的氛围无疑催生了父亲的创作，例如《伍子胥》。20年代末，父亲第一次读到里尔克的散文诗《旗手里尔克的爱与死》时，就产生了用这种体裁来写伍子胥故事的想法，设想写成一部带有浪漫色彩的散文诗，但是始终没有动手。这时，卞之琳把自己翻译的《旗手》手稿拿给他看，使他又想起伍子胥，一时兴会，就写出了这篇小说。但时过境迁，作者的心情已非昔日了，他意象中的伍子胥已经没有浪漫的色彩，而成为一个在现实中真实地被磨练着的人，小说反映出一些现代中国人的痛苦。他们还有一个朋友就是桂林的陈占元。父亲的《十四行集》，卞之琳的《十年诗草》等都是明日社出版的，这明日社实际上就是陈占元自己，约稿、编辑、找地方印刷、校对、发行都是他一个人，同时他还在作研究和翻译工作。他还和李广田、卞之琳、我父亲编辑出版了一个文艺刊物《明日文艺》，《伍子胥》的一些章节就首先发表在上面；可惜因为桂林遭日军轰炸，疏散人口，只出版了四期就停刊了。当时在昆明，不只是在联大，汇集了一批有识之士，其中不乏父亲的亲密朋友，如当时任云南大学教授的陈逵、中法大学教授夏康农和同济大学毕业的翟立林，他们常常和他谈论政治形势和社会现象，由于陈逵的介绍，我的父母第一次读到《新华日报》。他们对于父亲在思想上、政治上有过不少帮助。
渐渐地，父亲认识了一些同学，有听过他课的，有没听过的。他在1940年10月19日的日记中写道：“应冬青文艺社鲁迅逝世四周年纪念会讲演，联系人为袁方，杜运燮。”这是他和学生社团接触的开始。后来又有“冬青社刘北汜、王铁臣、江瑞熙请之琳、广田及余在福照街大红楼晚饭”等记载。冬青社原属联大早期宣传进步思想最活跃的群社，1941年1月皖南事变后，群社停止活动，许多骨干转移到乡下，但冬青社在文艺范围内仍然坚持工作，团结了大批联大同学中的文学爱好者。从此父亲常常参加学生的文艺活动，每逢“五四”和鲁迅逝世纪念日的聚会他都去参加，1944年5月4日，他和闻一多、朱自清、卞之琳、沈从文等人应邀参加纪念“五四”文艺晚会，遭到特务破坏而中断，8日继续举行，他在会上作了题为《新文艺中诗歌的前途》的讲演，这件事在很多人的回忆文章中都曾提到。向父亲约稿更多的是林元。林元也是群社成员，皖南事变后，到乡下避了一段时间，回来筹办文艺刊物《文聚》并出版“文聚丛书”；这个刊物迈出了联大校门，走向社会。林元是组稿的能手，常来我家和父亲谈他的出版计划，父亲在他的刊物发表了散文、诗歌、小说和翻译，后来林元在回忆文章里写道：“发表文章最多的是冯至。”他们成为朋友，父亲一直给他编的刊物写稿，直至林元逝世。
这个时期父亲写得最多的是杂文，发表在《生活导报》、《春秋导报》、《自由论坛》、《独立周报》等各种小型刊物上，内容与风格跟他以前的散文都有所不同了。在这些杂文里他提倡工作认真，反对社会上对于事物漠不关心的“差不多”态度；他提倡说实话，反对大言不惭的空话；他提倡中国人要正视自己的弱点，反对用“外国也有”以自慰。他以为人际之间是不断的“问与答”，有问与答，才有生活意义；生活到某一阶段时要有严肃的决断，迟疑不断是最大的痛苦；继承优良传统必须排除复古主义；事事要有个界限，而界限随着时代的不同都在变化着；等等。其中有些文章到现在读起来还很有现实意义，可惜当时没有收集起来，很多都失散了。（供稿：西南联大北京校友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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