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在时间飞逝中，历史如同残片一样纷纷坠落在尘埃里，但带着色彩和光影、声响和味觉的记忆，沉入心底，重新梳理这些记忆对于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都是必要的。
青年时期的钱钟书
《和钱钟
对活跃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那一代文化人，许多当下的年轻人，似乎已经觉得非常陌生了，即使有些微的印象，也大多来自肥皂影视剧上的为我所用的现代演绎，很有些一鳞半爪，浮光掠影，八卦绯闻的味道了。在这样的时代氛围中，韩石山先生却坚守着自己的“历史癖”和“考据癖”。很久之前就在《文学自由谈》、《中华读书报》等各处报刊看过韩石山先生的文章。他剑走偏锋，总能发别人所未发，议别人所未议，而之所以能如此，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他总能从历史的缝隙和边角处发现新奇。尤其是，那些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文化掌故，他都能信手拈来，证明崇新尚奇，其实并不是今天的发明与专利。那个时代的许多学贯中西的文化人，比起今天被欧美消费文化与快餐文化牵着鼻子走的年轻人来，对抛却传统接受异质似乎有着更加坚定的自觉。这中间，许多思想发生碰撞和交锋，于是经验了无数挫折和失败，留下了丰富的经验和教训。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从韩先生的文章中，我们是有着更加切实的体会了，而理解这一点，再来看韩先生主编的《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里》这本书，就不难感觉到他对活跃在那个年代的文化人的关注，是有着现实关怀在里面的。要知道，韩先生可一点儿也不是那种一味扎在故纸堆中的老学究。而无数事实也都在证明，虽然在时间飞逝中，历史如同残片一样纷纷坠落在尘埃里，但带着色彩和光影、声响和味觉的记忆，沉入心底，重新梳理这些记忆对于一个人也好，一个民族也好，都是极为必要的。因为，在那重新唤起的记忆中，有着关于一个生活的变迁的秘诀，有着预示未来的启示和力量。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这本书共三辑。第一辑为亲历者的回忆，比如艾治平的《听胡适校长讲演》、贾植芳的《我的抗战生活的回忆》、张源潜的《西南联大琐忆》以及常风的那篇同名文章等。作者们不仅是当年的文化现场的观察者，还是不同程度的介入者。他们在迟暮之年，以一种落花流水春去也的心情，给我们回首恰同学少年的流风余韵，其中的无奈和眷恋，令人动容之外，也会生出无限的向往来。
第二辑“探究”，“以文人为题，缘文论史”，对施蛰存、徐志摩、胡风、老舍、张恨水、聂绀弩等文化名人，书的广告词：“既有逆流而上的追溯，又有沿波而下的浏览；既有严肃的研究讨论，又有轻松的撷英拾趣”，恐怕是最适合这个部分了。
第三辑“考稽”。这其中的文章，有的是沿袭了第二辑的思路，企图在尘封的故纸堆中打捞那些逝去的历史细节，但有的却是辩驳，比如陈学勇的《也谈林徽因与冰心》，比如张耀杰的《给前辈学者进一言》，针对一些人事纠葛、历史细节，提出不同的看法，做出不同的描述，力求恢复一个更加真实的历史现场。不能说我对这样的一些文章更加喜欢，但是我确实觉得，在这样的一本书中，这一类的文章是不能少的。因为历史是很复杂的，即使是相同的一个事件，视角
不同，作出的描述也是不同，更不用说许多的细节可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烟雨中，在来不及把握与分析的时候就迫不及待地随风飘逝，只留下一个充满记忆与诱惑的背影。“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当时的惘然正是给日后的追忆提供了意义创造的空间。所以，曾经的历史现场，即使当事人的叙说，都有许多辩驳的余地，我们也实在有理由对他们故事提出自己的怀疑。在这个意义上，我非常欣赏韩石山先生对文章的选择与编排，觉得只有有了第三部分的这些辩驳文章，整本书在结构上才完整了，而若不然，前面的那些回忆与探究，就都成了自说自话了。这也许是韩先生“历史癖”和“考据癖”的证明，他自己本来就是坚持尽信书不如无书的道理，而且经常能在无疑处见疑，拿来他搜索到的历史边角料，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的。
写文章如此，编书也如此，在这样的一本书中，我们不仅感受到了逝去的那个时代的文化体温，而且触摸到了韩石山先生治学的精神。他不仅自己抱着深刻的怀疑精神，而且也要把这种怀疑精神放射出去，让这种于不疑处见疑的精神在他的读者中生根发芽。
《和钱钟书同学的日子》，韩石山主编，陕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26.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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