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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渊不过是我们脚下……

2007-10-1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章乐天(本报书评人) 我有话说

迈克尔・康纳利(Michael Connelly),1957年生于美国费城,在佛罗里达大学主修新闻学,毕业后在多家报纸当过记者,曾入围1986年普利策新闻奖。自1992年凭借《黑色

回声》获得爱伦・坡奖最佳处女作奖后,康纳利一发不可收拾,连续创作了以“哈里・博斯”主角的侦探小说十余部及其他几部非本系列小说等,还荣获爱伦・坡奖、安东尼奖,尼罗・伍尔芙奖、夏姆斯奖、马耳他之鹰奖等各大推理小说奖项。

老美要是办法制建设成果展,他们的罪案小说将是必不可少的一个展区。对陪审团制度,对米兰达规则,对法庭上的交叉质证,对一切法庭上下维护人权的东西,美国人向来是颇引以为豪的,乃至冠以艺术之名,奉为国粹,在罪案或侦探小说中时有精湛的刻画。当然这“艺术”从来不会是甜蜜的,纯审美的,要想如痴如醉地欣赏法庭辩论,就必须把内心最后一点对正义的笃信束之高阁――至少迈克尔・康纳利是那样说的。

洛杉矶刑警哈里・博斯在卷入一起诉讼案期间,每到庭审间隙走出审判厅时,都能在法院门外看见一尊手持天平、蒙住眼睛的女人雕像。博斯总是记不住她的名字:正义女神。听起来不可思议:又不是什么冗长拗口的名字,怎么会记不住呢?康纳利不过是在暗示,正义不是可以在这庄严的法庭里谋到的,所谓“平之如水”的法,充其量只是大门里头那些职业法律人的吃饭家伙,是技术,而技术本身是无涉是非正谬的。玩法律的人得长于提问、设套,长于从敌方的证人嘴里套出对自己有利的话,让人在最合适的时机说出自己想要的东西,给陪审团和法官留下最深刻的印象。至于陪审团,更是十几个法律的门外汉乌合而成,美国人用纳税人的钱养活他们这些天,把生杀予夺的大权交到他们手里――女神就是这样被蒙上的眼睛。一道“无知之幕”是正义的保障,美国人不一定真相信这一点,他们只是笃信祖先的智慧和经验。

《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描绘的法庭辩论画面值得读者如痴如醉。哈里・博斯面对一位精明能干的女律师钱德勒,此人掌握法律之娴熟令人不寒而栗,临场经验丰富到了几乎可以随心所欲地拿捏庭规以为己用的程度。作为读者,出于对正必胜邪的信念,我们确信博斯是无罪的,他在四年前的确击毙了一名凶残的连环杀手,而不是像钱德勒指控的那样是错杀无辜。从结果逆推过程,正因为如此,钱德勒的每一番占据上风的进攻都会让人为我们的英雄捏一把汗;也正因为如此,我们在康纳利的引导下发现了庭审制度中的荒谬:像钱德勒这样的人难道真的是在匡扶正义吗?难道她接受原告的委托使出浑身解数,其最终目的不是牟取高额诉讼费吗?

这样的罪案小说很为警方赚同情分,而把司法逻辑的种种乖谬之处暴露出来。想想陀思妥耶夫斯基《卡拉马佐夫兄弟》里的一段情节:米佳・卡拉马佐夫根本不是杀父凶手,但是由于现场存在种种巧合,更重要的是,由于检察官与米佳的知识结构不对称,米佳的供述在检察官老练的逼问下左支右绌,看起来漏洞百出,结果,所有人都把检察官慷慨陈辞的“故事”接受为事实,铸成一桩大冤案。好在哈里・博斯自己是资深警官,熟知庭审的一套游戏,即便如此,他也还得请律师替他抵挡。康纳利让他的警察们尽情发泄对陪审团制度的不屑:你占多少理都没用,陪审团的十二位上帝说什么就是什么,哪怕他们整个庭审期间都在打瞌睡。

入夜,一个裸体男子,浑身的体毛刮得干干净净,面对着警察黑洞洞的枪口和大声呵斥,仍然把手一点一点伸向旁边的枕头……枪声响起,诺曼・丘奇一命归阴,在他的房间里找到了九个死难风尘女子的化妆品:这个凶手每次作案完毕,都把尸体的脸蛋描画一新后,把化妆品收藏起来,从而博得了“玩偶制造者”的媒体称呼。四年以来,哈里・博斯确信自己除去一害,开枪自卫也完全合法。四年以后,丘奇的遗孀控告他滥杀无辜,令他意想不到的是,律师钱德勒为了证明他蓄意杀人的动机,竟然当庭捅破他的心灵创伤:哈里・博斯的亲生母亲,原来也是一名遭到杀害的妓女。

一张底牌翻了上来。嘲讽司法固然痛快,但康纳利更关心的是怎样进入一个人的深处。在法庭上,钱德勒先是引用了尼采的一段话:“与恶魔斗争的人应该明白自己不能变成恶魔。还有,当你看向深渊的时候,深渊也看向你……”而后再总结陈述时,她又抬出了霍桑《玉石人像》里的名言:

“深渊只不过是我们脚下……每寸地方的那个黑暗的洞穴。”

从不怀疑自己行为正当性的哈里・博斯,至此也陷入了沉默。在开枪的一刹那,他的动机果然就那么纯粹吗?绝对的问心无愧太难了。他重又回想起丘奇被杀的场面:赤裸的身子无助而又沉重地落到了床上,“那个垂死的人的眼神一直跟着他。”“黑暗的心不是独自跳动的。我也有一颗黑暗的心吗?我有吗?”至此,作为读者终于也不能不动摇了:我们的英雄究竟有没有杀错人?

就制造激情戏的技巧而论,迈克尔・康纳利只算得上平平:不管是《血型拼图》还是这本《金发女郎》,主人公都与被害人的亲属顺利发生了浪漫的故事;就针对警察这一特殊群体开掘人性而言,康纳利的才华无与伦比,他的绝活是把英雄塞进制度性、社会性和伦理性的多重困境之中,比起来,劳伦斯・布洛克之辈的小聪明难以望其项背。《血型拼图》里的麦凯莱布先接受了心脏移植,然后才知道,这颗心脏的原主人是一位年轻女子,在超市买东西时被歹徒枪杀,背着良心重负,他踏上了缉凶之旅;而在《金发女郎》里,哈里・博斯经受的压力来自法庭上的控方律师,来自无孔不入的舆论,最后,来自内心深处自我的声音。康纳利的英雄们遭受的精神危机往往比源自杀人犯的外在威胁更重,这更坚定了他们自我救赎的信心,追击身外之魔,同时也斩断了心魔的源泉。看到哈里・博斯成功时,别忘了起立鼓掌。

哈里・博斯这个名字来源于15世纪一个专画表现“世界发疯”的社会景观的画家,康纳利写作时总是把他的作品挂在目力能及之处,从中汲取灵感。洛杉矶也许并没有乱到“疯狂”的地步,但大师级的小说家不会放过任何一个可以反讽的机会。有一个细节跟正义女神恰成呼应:警局建筑物正面墙上的瓷漆壁画,上面描绘了一个极乐世界,在那里黑、白、棕色皮肤的孩子们在一起玩耍,并且友善地对着警官们微笑。那是一个孩子们仍怀有希望的世界。在壁画的底部,有人用黑色的喷漆气愤地写道:“这是该死的谎言!”

《混凝土里的金发女郎》、《血型拼图》,(美)迈克尔・康纳利著,新星出版社2007年6月第一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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