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在飞机上学英语
一生爱读书
毛泽东一生酷爱学习，从追求革命真理的青年时代到革命战争的年代，再到建设社会主义时期
毛泽东十分爱书。遵义会议以后，有一次部队打了胜仗，毛泽东向他的秘书要“战利品”，秘书知道他的烟瘾特别大，就把后方送来的香烟拿了过来，可毛泽东摇了摇头，秘书感到不解，毛泽东便告诉他要书，比如州志、县志什么的，只要有了这些书，毛泽东就能知道一个地方的山川气候、物产资源、风俗民情等，就有了打胜仗的把握。这些“战利品”，对他指挥红军爬雪山、过草地，粉碎敌人的围追堵截，胜利完成二万五千里长征起了很大的作用。
中央机关撤离枣林沟时，门口已经能听见敌人的枪炮声，毛泽东走到警卫员马汉荣身边，望望自己的书籍，终于开口说：“我个人有点事情想求你帮忙，你看……”“主席，您只管吩咐吧！”“有几箱书籍，能放你家里吗?”“能，没问题。”“这个……对家人不妨碍吧?比如，会不会受牵连?”“没妨碍。”当时，大家焦急万分，都在担心毛泽东的安全。毛泽东却紧锁双眉，担心的只是书。马汉荣送书走后，毛泽东的眉头才舒展开。战争年代，每一次转移都要精简行装，毛泽东什么都舍得精简，就是书舍不得。建国后，每次外出，哪怕是一两天，毛泽东也要把书带上，有各种工具书、古典文学书、政治书籍以及文件材料。如果带车外出，工作人员总要提前一小时把书送上车，并按照家中的顺序摆好，以便毛泽东上车后就能看书。
毛泽东不但学中文，而且学外文。1954年，毛泽东年过花甲，仍坚持学习英语。以他当时的年龄，记忆力衰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障碍，而浓重的湖南乡音又常影响发音的纯正。但他就像个谦逊的小学生，让他的秘书林克充任他的老师，外文教科书则更是须臾不离左右。1957年11月，抵莫斯科参加世界共产党与工人党代表大会时，毛泽东也不忘抽出时间来学习。每天天还未亮，他就让林克到他房间领读。1976年1月1日，戴维・艾森豪威尔夫妇拜见毛泽东时候，毛泽东竟然用一口纯正的美国口音朗读他们带来的尼克松总统的信。凭着顽强的毅力，克服难以想象的困难，毛泽东掌握了英语。他曾风趣地对林克说：“活一天，就要学一天，尽可能多学一点。不然，将来见马克思时，他听不懂我的韶山语，不能用英语和他交谈，岂不遗憾?”
有一年夏天，毛泽东到了武汉。夏天的武汉有“火炉”之称，可是，毛泽东照样每天看书学习。书上的字很小，只好加大照明度，这样，房子里的温度就更热了，汗水不停地顺着他的脸颊往下淌。工作人员急忙送上毛巾，请毛泽东把汗擦一擦。毛泽东接过毛巾，风趣地说：“读书学习也要付出代价，流下了汗水，学到了知识。”
毛泽东十分喜爱阅读古典文学作品，像《水浒传》、《西游记》、《三国演义》、《红楼梦》等书他都读过多遍。对古典小说中的许多历史人物、故事、典故等都十分熟悉，这使他的文章充满了典故且妙趣横生。
毛泽东还酷爱鲁迅的作品。1938年8月，《鲁迅全集》出版后，毛泽东爱不释手，有空就读，1949年出访苏联时还随身带着几本。1975年8月，毛泽东重病缠身，还用颤抖的手在《鲁迅全集》线装大这本第5卷第5分册的封面上写了“吃烂苹果”几个字，赞赏鲁迅的精辟见解。
到生命弥留之际的1976年的9月8日，毛泽东仍然没有停止学习。每从昏迷中醒来，他要求的还是让人给他读书，读文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已不能说话，就在纸上写下“三”字朝人示意，找来有关当时日本首相三木的材料给他看。秘书捧着材料，毛泽东看了几分钟，直至昏迷过去，再也没有醒来……
毛泽东一生爱书，在他的床边有两个大书柜，放着他常翻阅的书籍典册。他的私人藏书多达12万册，毛泽东一生读书多得难以考究。
博采众长
毛泽东对自己的作品，始终抱着严谨负责的态度。尤其是他写诗词，总要字斟句酌，博采众长，以求洗练和精辟。有不少词句，他是在听取了各方意见后才定下的。因此，他有过许多“一字之师”、“半字师”。
解放初期，我国出版发行了毛泽东的25首旧体诗词以后，山西大学历史系罗元贞教授非常喜爱，反复吟诵。当读到《七律・长征》时，罗元贞觉得第3句“五岭逶迤腾细浪”中已出现了一个“浪”字，而在第5句“金沙浪拍悬崖暖”中又出现了一个“浪”字，显得重复，致使“悬崖”的悬字缺乏诗意。不如把后一个“浪”字改成“水”，“悬”字改成“云”字好。于是，1952年元旦罗先生在给毛泽东的贺年信中，附带提出了这个问题。
毛泽东接到罗元贞的信后，觉得这个意见提得很好，立即改了过来，并于1952年1月9日复信给罗先生，表示感谢。
《沁园春・雪》中的“原驰蜡象”，手稿上写成“原驰腊象”。诗人臧克家看后，建议改成“原驰蜡象”(指白色的象)，正可与句中的“银蛇”映衬，毛泽东欣然采纳，频频点头说：“你替我改过来吧！”
1957年，毛泽东在《诗刊》发表了《关于诗的一封信》。不久，北京大学一位学生给他写信，提出他信中“遗误青年”的遗字欠妥，应改成为“贻”字，毛泽东虚心地接受了这一意见，还特地给《诗刊》编辑部打了个请予更正的招呼。
至于“半字师”则是原湖北省委秘书长梅白。
1956年6月，毛泽东回韶山，作了名篇《七律・到韶山》诗。初稿有两句为：“别梦依稀哭逝川”和“始使人民百万年”。
6月27日，毛泽东离韶山赴庐山后，将诗稿给梅白看，征求意见。
梅白反复推敲后，觉得诗的第一句中的“哭”字，低沉、苍白，建议改为“咒”字；又提出第8句也太平实，给人以“标语口号”之嫌。
毛泽东当即改定这个字，笑道：“‘咒’字好，你是我的‘半字师’哩。”并将末句改成“遍地英雄下夕烟”，使全诗意境含蓄、雄浑、开阔。
基本粒子可分
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亲自主持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问题。“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请你们来上一课……”毛泽东风趣地对科学家们说。
地质部部长李四光汇报了我国铀矿的勘察情况，边讲边取出了黑褐色的铀矿石，大家兴奋地传看着。
钱三强简要地讲述了核物理学的研究发展概况，讲了我国近几年的准备工作，然后取出射线探测器，当场操作表演。
当钱三强讲述核原理时，毛泽东慢慢地吸着卷烟，和蔼地问：“原子核，是由中子和质子组成的吗?”“是这样。”钱三强回答。
“质子、中子，又是什么东西组成的呢?”毛泽东又问。
钱三强一时语塞。这个问题，从来还没有人提出过。“根据现在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钱三强考虑着回答说：“只知道质子、中子是构成原子的基本粒子。基本粒子，也就是最小的，不可分的。”
毛泽东微笑着从容地说：“从哲学的观点来说，物质是无限可分的。质子、中子、电子也应该是可分的。一分为二，对立统一嘛!你们信不信?”大家静静地听着，认真地思考着。“你们不信，反正我信。”毛泽东仍然微笑着，目光中闪着自信，“现在，实验还没有做出来，将来，会证明它们是可分的。”以后的事实证明了这一预言惊人的准确。
谦虚改字
邓小平一生注重学习，不论是在战争年代，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在顺境中，还是在逆境里，始终坚持读书，养成了勤奋读书的习惯。邓小平曾经坦言：“我读的书不多。”他坚持读书的精神十分可贵，他尊重知识和尊重知识分子的品格更为感人。
据刘英回忆，长征途中，邓小平从中央秘书长调任一军团宣传部长，他曾整理邓小平留下的一个铁皮箱子，里边都是一些书籍和文件。抗战时期，担任过他秘书的刘复之回忆说：“他好读书，在艰苦的战争岁月，我几次在行军出发前整理文件挑子，箱子里总装着几本书，有马列的书，也有小说。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本是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
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在江西下放期间，读了很多书。邓榕回忆说：离开北京时，经过批准，他把藏书的大部分托运到了南昌。在那几年之中，他读了大量的马列著作，读了《二十四史》以及古今中外的其他书籍。
邓小平不仅抓紧时间读书，而且非常谦虚谨慎，还经常虚心向专家学者请教。
1983年6月，中共中央办公厅的同志把“学习雷锋标兵”朱伯儒的事迹材料报送邓小平，请邓小平题词。
邓小平认真阅读后，思考片刻，然后提笔在宣纸上写道：“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符其实的共产党员。”
他把这份题词交给办公厅的同志，说：“请不要急于拿去发表，应该请语言学家推敲一下，看看有没有用字不准确的地方。”
办公厅的同志去请教语言学家王力先生。王力先生接过题词，带上老花镜，一字一字地推敲。念了一遍又一遍，不住地点头说：“好，写得好！”
当王力先生又念了一遍时，眼睛停在“名符其实”的“符”字上。他说：“不过，‘名符其实’的‘符’现在已经不使用了。如果就这样写，用字不规范，最好用‘副’字。”说着，用铅笔在“符”字旁边写了一个“副”。
办公厅的同志回来后，拿着改过的宣纸给邓小平看。并告诉他说：“王力先生说，‘名符其实’的‘符’字不规范，应该用这个‘副’字。”
邓小平十分高兴。说：“改得好，改得好。虽然过去用这个‘符’字，但现在不用了，就是错别字了。老师写了错别字，贻误了学生，国家领导人写了错别字会影响国民的文风。这叫上行下效嘛!你去替我好好谢谢王老!说我险些做错了一件大事。”
他又要来一张纸，仔细地把“向朱伯儒同志学习，做一个名副其实的共产党员”写在上面。写完后，又用笔点着，念了一遍。尤其念到“副”字时，停了好一会儿。邓小平认真改字，被传为佳话。他乐于纳言的品格，是我们学习的典范。
三审文稿
在漫长的革命和建设的征程中，刘少奇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一起奋力拼搏，经历无数次艰难险阻的锤炼，铸就了坚毅沉稳，谦虚谨慎，注重实际，富于理论思维的思想和品格。在对待《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再版问题上，刘少奇同志一直抱着极其严肃、谦虚和谨慎的态度。他郑重地对待原版中的缺欠，要求务必补充修改好，对于再版的修改稿他亲自看了3遍，并认真听取党员干部对修改稿的意见。
有一次邓力群找刘少奇谈《修养》的修改问题，刘少奇说：“需要补充我们战略策略方面的内容，团结什么人，争取什么人，中立什么人，打击什么人，要根据各个时期阶级关系的变化来确定。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国内阶级矛盾变成了次要矛盾，我们的战略策略就要变化。《修养》没有讲这个问题是个缺点。”后来，邓力群依照这个意见写了2000多字，又加了列宁一段话，再交给刘少奇。刘少奇看后说：“光讲列宁的还不行，还要讲我们自己的。我们在这方面有丰富的经验。”
1962年3月，刘少奇到从化温泉疗养。一天晚上，他把驻在温泉的警卫连和警卫处的20多个党员干部请到他屋里，征求大家对《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一书第二次修改稿的意见。在征求意见中，刘少奇把为什么修改的想法告诉了大家。他说，我们要使党员能为实现党的最终目标而不懈地战斗，就必须根据不同历史时期党的不同任务，提出不同的要求，这样才能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贯彻，保证党的任务的完成。最后，他还针对当前的形势，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我们每个共产党员在困难的时候，都要想到党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紧紧地和人民站在一起，严格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遵守国家法律、法令，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他与警卫干部谈了两个多小时，最后送每人一本《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修改本，并对大家说，这个修改本符不符合实际情况，对党员的要求是否恰当，希望大家提意见。
据邓力群回忆，刘少奇对于这次再版的修改稿，先后仔细看了3遍。刘少奇同志这种谦虚谨慎的崇高品德和工作作风，为全党同志所赞颂。
爱读书的将军
彭雪枫是我党、我军历史上一位德才兼备、文武双全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不仅以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著称，同时还以博览群书、知识渊博而遐迩闻名，被毛泽东誉为“共产党人的好榜样”。红军到达陕北后，彭雪枫任红四军的师政委。1936年秋，党中央派彭雪枫以中共中央红军代表的身份，于10月下旬前往太原做统战工作，争取阎锡山与红军联合抗日。抗战爆发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红军太原秘密联络处改为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彭雪枫任八路军总部参谋处处长兼八路军驻晋办事处处长和中共中央北方局联络局书记，负责晋、冀、鲁、察四省和北平、天津两市的统战工作。
彭雪枫在太原做秘密工作期间，除做了大量的统战工作之外，还充分利用业余时间，如饥似渴地读书。从1937年2月至1937年6月，他共记下了58篇日记。从这58篇日记中可以看出，他利用工作之余，曾先后12次到当地的图书馆、觉民书店、中外书店等地方借书看，书的种类有106种，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哲学、历史、文学及民俗等。为参加即将来临的抗日战争做准备，他还每天挤出一定的时间学习日语。
在这一时期，彭雪枫除自学日语以外，还读了大量文学著作，如：《徐霞客游记》，郁达夫的《屐痕处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贵族之家》、《新时代》、《处女地》、《烟》等。
他不仅自己读书，一遇机会，还购回大量书刊，让人带回“家”(即延安)。这一时期，他除了抱着对革命事业必胜的信心去努力工作外，读书成了他的又一个主要工作。
彭雪枫的行李很简单，而书籍却很多。他的书上都印有“雪枫”、“雪枫藏书”和“有书大家看”等图章。
一次，他指着屋内几箱子书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革命半生，两袖清风，就是爱读点书，这几箱子书是我惟一的财产，你要给我管好。”
在1942年33天的反“扫荡”期间，他一面指挥全边区军民作战，一面亲率直属部队与强敌周旋。情况那么紧急，军务那么繁忙，他还是挤出休息时间，看完了《辩证法唯物论教程》、《苏联红军内战史研究》、《尼赫鲁自传》、《法兰西痛史》、《柏林回忆录》、《国学问答》、《西厢记》、《燕子笺》、《章衣萍选集》以及毛泽东的《农村调查》、鲁迅的《译丛补》等14部书。
当时，党中央提倡高级干部要读书，彭雪枫是军中有名的读书典范。他常说，“不抓紧时间读书，就会输给工作。”“一个军事家或者政治家，绝不是仅仅有一门知识就可以的，一定要有相应的各方面的知识，正像一个外科医生，不知内症，他决不是一个好医生。”他还说，除需要深入群众、深入实际生活去汲取知识外，读书应该广读博览。
他善读书、勤动笔在军中是有名的。他总是在战斗间隙总结实战经验，写出军事论文。《游击战术》、《战略战术讲授提纲》等诸多军事教材都是他在工作之余、战斗间隙中挤时间写出来的。
本文摘自《党魂――老一代共产党人优良作风300个故事》，弓克主编，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10月第一版，26.00元。本书入选迎接党的十七大和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百本重点图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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