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和外国文学研究所联合邀请，埃及著名作家哲麦勒・黑托尼于2007年10月15日至20日访问北京。此次访问，他将与中国众多一流作家进行会谈，并将参
加“亚洲文化论坛”会议，与来自东亚、南亚、伊朗等国的学者进行交流，探讨亚洲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历史经验。作为埃及乃至阿拉伯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代表，他的访问无疑会增进中国读者对阿拉伯文学的进一步了解。黑托尼的作品深受阿拉伯古典文学和西方现代小说创作的双重影响，有着浓厚的苏菲神秘主义宗教色彩。另一方面，作为埃及左翼作家的代表之一，他的作品又体现了对现实的忧虑和抨击。特别是1967年阿以战争的失败，使他对埃及和阿拉伯局势做了深刻的剖析和批评，他认为，人们应该摆脱强权政治为人类文明带来的隔阂，文人的使命更应该体现在促进各种文明交融的不断深入，这才是人类走向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所在。
哲麦勒・黑托尼（Gamal Al-ghitany1945-）
埃及当代著名作家，被认为是当代阿拉伯文坛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他于1959年开始从事文学创作。60年代，黑托尼曾经做过巴勒斯坦战争的战地记者，是埃及的左派代表作家之一，深受共产主义思想影响。他的作品独具风格，将西方文学创作形式与阿拉伯古典文学遗产有机结合。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俄文、德文、法文、中文等20多种文字。他先后荣获了1980年的国家鼓励奖、埃及科学艺术一级勋章、1987年法国骑士勋章、1994年法-阿友谊奖、2006年意大利哲林宰纳・卡福尔外国文学奖等。从1993年开始至今，黑托尼一直担任阿拉伯《文学消息》报的主编。
主要著述
黑托尼的主要作品有：《千年前青年日记》（1969）、《吉尼・巴拉卡特》（1974，其法语译本在法国影响颇大）、《宰阿法拉尼区奇案》（1975，中译本2007年出版）、《显灵书》（1983-1985）、《明眼人看世界》（1989）、《都市之广》（1990）、《落日的呼唤》（1992，中译本2007年出版）、《金字塔之上》（2002）等小说，以及研究文集《埃及人与战争，从六月失败到十月觉醒》（1974）、《东方大门的守卫――十月战争中的伊拉克军队》（1975），随笔《纳吉布・马哈福兹访谈录》（1980）、《监狱日记》（2006）等等。
问：这是你第一次访问中国吧？在此之前，中国读者对你的了解并不多，2007年你的小说《宰阿法拉尼区奇案》、《落日的呼唤》中译本问世。你能对读者谈谈你的感受吗？
答：不是，这是我第二次来中国了，但是是第一次来北京。北京给我的印象非常好，是一个很有历史氛围的都市。我小的时候就很喜欢了解各国文学，特别是中国文学。我曾读过许多中国古诗，了解孔子的一些思想，当然，这些阿拉伯语译本都是通过英文或是法文翻译过来的。中国和埃及一样，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他们在发展经历上也有很多的类似性。我常常感到很遗憾，尽管有这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地域和语言的距离，由中文直接翻译成阿拉伯语的作品还是太少，我们对中国文学的了解也十分有限。因此，我也一直希望我的小说可以有中译本问世，它将有助于中国读者进一步了解阿拉伯文学，现在，我的这个梦想终于成真了，我感到非常高兴。而且我相信，对中国的这几天访问也一定会让我对中国有一个更真切、更感性的认识。
问：在你的小说《宰阿法拉尼区奇案》中，你曾用全村的男人都丧失了性功能来暗示一种对社会混乱的拯救，而拯救者则是一位闭关7年后复出的苏菲长老。能为我们谈谈你创作这部作品的动机吗？
答：《宰阿法拉尼区奇案》是我上个世纪70年代中期的一部作品，埃及自1952年革命后，军人势力的一党统治给埃及社会带来了一定的发展，但却抑制了文化的进步。1967年阿以战争埃及失败后，更是使得埃及国内呼吁批判现实、分析失败原因、特别是反对非民主状态的呼声高涨起来。1969年的青年作家大会就是响应这一呼声的很好例证。70年代，埃及出现了背离社会主义的经济改革。在萨达特高呼经济开放的同时，严重的腐败现象和恐怖活动也随之产生，而《宰阿法拉尼区奇案》正体现了我对埃及当时状况的思考，我认为，社会制度的混乱，腐败的滋生必将会导致人类精神的退步，如果不对其进行反思与批判，那么必将引起恶性循环。我正是想通过《宰阿法拉尼区奇案》这样一个荒诞的故事来引起人们的震惊与思考。
问：你的作品有着浓厚的苏菲神秘主义色彩，这在你的小说《落日的呼唤》中有着明显的体现。你能否和我们谈一谈，你是如何看待这个神秘主义教派，又是如何将它与文学创作结合起来的？
答：的确，我的作品深受苏菲神秘主义的影响，这也是我通过多年的创作摸索出来的一个属于自己的独特特点。苏菲神秘主义是伊斯兰教的神秘主义派别，从它产生之后，苏菲文学就渐渐出现，苏菲文学的语言虽然有些费解，但苏菲经验和文学经验从本质来说是一致的，都是用象征性的语言来表达自己的情感。我借鉴苏菲文学，不是为了标新立异，而是为了从中找到可以自由表达的方式，从而创造一种非同一般的艺术风格。我从创作开始就希望能够写出一本与我读过的书完全不同的书来，我现在仍然相信，创作就是要给人类文化增加不同的、新的内容。因此，我借鉴一切文学遗产，不论是西方文学遗产，还是阿拉伯古典文学遗产以及古埃及民间文学遗产，通过借鉴，我将其进行糅合，对苏菲文学借鉴并加以发展这一点在我的小说《宰阿法拉尼区奇案》中已经初露端倪，在《落日的呼唤》中则有着更多体现。
问：埃及是一个文明古国，在近代，又曾受过西方列强的殖民统治，它的文化因此呈现着多元交叉性，你刚才也曾说过，你自己深受东西方文明的影响，那么你是如何看待西方文明与本国古老文明的关系的？
答：我认为东西方并不是隔绝的，甚至可以说，他们的本质精神都是一致的，都是发源于古埃及，古巴比伦的。古希腊哲学受到了古埃及的影响，而基督教其实就是从古埃及宗教中演化而来的。犹太教同样也是植根于古埃及和两河流域文明中的。对伊斯兰教有些了解的人也可以看出它也正是这些宗教观点的发展。因此，融合其实是发生在人类历史进程的各个阶段的，即便是冲突时期融合虽然在某些形式上不存在了，但它其实并没有停止过。而在振兴和稳定阶段，融合总是比较多的。在阿巴斯王朝，哈里发在巴格达建立了智慧宫，将古典语言作品翻译成阿拉伯语。很多基督教、犹太教和萨比教学者都加入进来，致力于翻译古典希腊语、古叙利亚语以及阿拉米亚语作品。公元11世纪，法蒂玛王朝同样在开罗建立了智慧宫，专门翻译以希腊语为主的有关巴勒斯坦地区的，以及医学方面的书籍，翻译古典文化的运动丰富了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它也加强了伊斯兰各个民族间的联系。
近现代社会，翻译活动更加普遍，阿拉伯与西方文明的联系也更紧密。这在埃及和沙姆地区尤为明显，特别是在19世纪上半叶，东西方的文化交流十分广泛。近代埃及建国者穆罕默德・阿里向法国、意大利、德国、俄罗斯、英国派遣了多批代表团去学习先进科技，前去欧洲留学的人员包括从工程学到天文学以及书籍装订行业等各个领域的专家。这些一方面促进了西方对东方的了解，另一方面也丰富了阿拉伯近现代文明。
问：能否谈一谈对你创作影响最大的西方文学作品有哪些？
答：最初，对我影响最大的西方作品应当是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那还是我七岁的时候，在侯赛因清真寺广场用五基尔什买来的第一本书。它也是我读到的第一本完整的书，在此之前，我接触到的只是中学图书馆里几期《辛迪巴德》儿童杂志。《悲惨世界》我就读过一次，此后再没有看过，但是它给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直到如今，我仍然能够记得其中一些整篇的内容，就好像我是刚刚读完它似的。后来，当我接触到更多的外国文学作品后，给我印象最深、对我影响最大的要算作陀斯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了。我非常喜爱他的创作风格，他对我一生的创作都有影响，我认为他即便不是最伟大的作家，但也算做是小说界的领袖级人物了。在我办公室的墙上，有一幅他的巨幅画像，他具有穿透性的目光好像一直在看着我。这幅画像是我在他的博物馆里买到的。
问：阿拉伯文学里呢？对你影响最大的是哪些？
答：那就要算《一千零一夜》了，对它我非常着迷，当1911年，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效仿西方文学写出了一部小说《泽娜布》后，文学界认为它是阿拉伯现代小说创作的开端。我看到这句话不禁问：“那么《一千零一夜》呢？我们怎么看待它呢？文学研究者们为什么不把眼光转向波斯语、乌尔都语、中文等这些东方作品上呢？”事实上，我认为，《一千零一夜》中有很多小说描写的雏形，只是因为现在，世界文学在阿拉伯文学评论界中就仅仅等同于西方文学，即欧洲和美国文学。而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和文学评论尺度也是以西方文学评论为依据，使我们忽视了对传统文学的重视与发掘而已了。《一千零一夜》我反复读了多次，每次读都会有新的发现。我一直都受它的影响，在我的新闻和文学写作生涯中我总是尝试不断地去挖掘它，我还写了很多关于它的文章，我们不应该遗忘历史，而是应该更好的审视它。
问：那么你认为近现代的这种交融对近代阿拉伯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答：影响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这种交融推动了埃及、阿拉伯文学创作的发展，当我开始从事创作的时候，文学主流评论对艺术形式有着限定：短篇小说推崇的是契诃夫、莫泊桑和海明威的小说。而长篇小说则主要是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作家的作品。1911年穆罕默德・侯赛因・海卡尔写出小说《泽娜布》之后，埃及有很多作家又为这种形式的小说创作奠定了基础。我们这一代中也有延续这种小说形式创作的，如萨那拉赫・易卜拉辛、阿卜杜・哈吉姆・卡西姆、优素夫・卡阿德等等。而另一方面，由于近现代的交融不是在平等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而是以东方对西方的学习、效仿为主，因此它也导致了一种偏离。现在，世界文学在阿拉伯文学评论界中就仅仅等同于西方文学，即欧洲和美国文学。而占主导地位的文学和文学评论尺度也是以西方文学评论为依据的。因此文学形式不再符合自由表述的需要，而成为了阿拉伯文人应该效仿的框架。幸运的是，现在很多作家已经开始尝试改变这一状况了。
问：你指的是以埃及60年代为主的作家群吗？
答：是的，作为其中的一员，我们从60年代发表文章开始，就一直在寻找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我们试图从古代文书、年鉴、手记、决议、甚至建筑说明书、南部埃及的口头文学中去挖掘一切被遗忘的古典民间文学创作形式，巴勒斯坦作家乌米勒・哈比比曾经做过这方面的努力，而我用这种形式尝试创作的小说《千年前青年手记》也引起了评论界的注意，还有纳吉布・马哈福兹的作品《一千零一夜之夜》、《伊本・法图玛游记》、《日夜谈》、《自传的回声》等，都可以看做是对古典文学遗产的继承与发展。
问：你谈到1967年的阿以战争，它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吗？对于以色列和阿拉伯人的关系，你又是怎样看待的？
答：1967年战争对于阿拉伯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特别是作为一个战地记者，它对我的震撼尤其深刻。它使阿拉伯人开始认真地思考自己民族的局势，认真地思考阿以关系。1948年，西方人帮助以色列在阿拉伯国家的中心建立了以色列国，他们全面支持以色列，来压制巴勒斯坦人。以色列的建国对西方人来说是解决他们与犹太人关系的一个途径。他们曾对犹太人犯过人道主义罪行，但是却用压制巴勒斯坦人和阿拉伯人来解决这一问题。从我的观点来看，后者从未对犹太人犯过任何罪行。非但如此，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还颇有历史渊源。当阿拉伯人结束在安达鲁西亚的统治的时候，当地的穆斯林和犹太人一起移居到了与西班牙隔海相对的阿拉伯西部和东部地区。它们的文明也具有某种同源性。因此，我一向是反对文明冲突的，我认为阿拉伯文人、欧洲文人、美洲文人以及其他文化地域的文人都应该联合起来，第一是为了解彼此的创作成果，其次也是为了建立强有力的力量，反对任何企图引起宗教冲突和隔阂的政策，因为它会威胁人类进程，导致人类向蒙昧时期倒退。
问：你怎样看待当代阿拉伯的文学创作？
答：我认为当代阿拉伯文学的发展还是呈现着一个良好的趋势，而且，在我看来，诗歌的发展非常有限，很难超越中世纪阿拉伯黄金时期诗歌的辉煌成果。因此，小说成了当代阿拉伯文学最具活力的创作形式。它也更容易被广大人民接受，但是我们仍要注意突出自己的创作特性，这方面，我们还需要做很多努力。
此外，当代阿拉伯文学创作还很需要民主的环境，如果没有民主，就没有真正的阿拉伯小说。
问：谈谈你个人的创作生涯吧？家庭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
答：我是1945年出生的，父亲是一个小职员，他很会讲故事，但却没有什么文学基础。因此我接触文学全是靠自己的。我小时候就喜欢编各种各样的故事，在母亲照顾孩子或是料理家务时把它们讲给她听。我的母亲是来自南部埃及的。她也不懂得读写，但是她知道很多口头流传下来的古老的故事、谚语、人们的行为准则。可以说，她对我的成长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她总是给我讲那些流传了几千年的趣闻，还鼓励我，听我给她讲我编的故事。我的小说《宰阿法拉尼区奇案》页首写到“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母亲”，这也是我对她培养我的文学兴趣表示感激的一种方式，我小时候家境贫寒，如果没有他们的鼓励，我现在也许不会走上文学创作道路。
问：听说你的夫人是学法语的，她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样的帮助呢？
答：我的夫人的确是学法语的，她现在仍是《金字塔》报的记者。从我们1975年结婚后，她就一直支持和鼓励我的文学创作，在她的帮助下，我的小说《吉尼・巴拉凯特》翻译成法语，并且在法国引起了轰动，现在，我的很多作品都有法语译本，并得过许多奖项。这些都鼓励着我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独特的文学创作道路。
问：在以前和你的交谈中，你曾说过小说创作是用来反抗遗忘的，能否给我们中国读者简单谈谈你的想法？
答：我从小就爱问自己一个问题：“昨天去哪里了？每一个时刻从何而来，又将走向何处呢？”我认为，尽管每一部小说，每一个故事，都可以被看做是历史，因为它谈论的是已发生过的事情：是关于过去的。但是，当我们阅读它的时候，我们就重现了这些时刻，因此，它们似乎又变成了当下而非过去。通过这种重现，我发现，人类行为的一致性可以超越时间和空间。而这种超越就使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反抗遗忘、反抗虚无的目的。
就像我小说中译本的发行，它使我个人有限的经历，能够被更多的人阅读，通过这样对已逝时光的再现，我在面对死亡时将变得更加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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