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古今中日的纵横对比中，许多事态的深层意蕴就变得显豁了。这是从事跨国写作的独得之利，长声显然深得其中三昧。&nb
sp ――王中忱
李长声：1949年生于长春。1988年自费东渡，专攻日本出版文化。上世纪90年代以来，发表了大量介绍日本文化和图书的随笔，结集《樱下漫读》、《日知漫录》、《东游西话》、《四贴半闲话》、《居酒屋闲话》等，近译有藤泽周平著《隐剑孤影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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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以降，民族国家边界的日渐清晰与跨国界的人流、物流的日渐频繁，悖论式地同时存在，且相互纠结着向前发展，这潮流引申、蔓延到文化・文学领域，便导致跨国写作现象的出现。稍加界定一下，这里说的跨国写作，主要指中国人旅居国外的写作行为。就中国而言，这种跨国写作曾先后形成两次高潮，一次在20世纪初至20年代，一次则从20世纪的80年代后期至今。在后一次跨国写作的浪潮中，李长声随笔是引人注目的存在。
大概是在90年代初，李长声的随笔开始陆续出现在《读书》杂志上，渐渐留在读书人的记忆里。后来，长声的随笔又扩展到其他报刊的专栏。前几天整理书架，偶然抖落出一片夹在书中的发黄的报纸，就是从《文汇报》上剪下的长声的文章，上面还用红笔勾了一些线条，让我回想起当年阅读时的感触。长声的随笔后来大都结集成书，我读到的有三本：《樱下漫读》、《东游西话》和《日知漫录》，每本书名都暗示了这些文字和日本的关系。长声的“东游记”，主要记录的不是漫游东瀛山水的所见所闻，而是漫读日文书籍的所感所思，属于书评、书话一类，接续的是上个世纪梁启超在日本“月旦书籍”的传统。
读长声的随笔，不能不感叹他读书范围的广博：从文学到历史，从政治到经济，从严肃的学术著作到流行的大众读物。他曾说：“如果读书这一行本身可以成名成家，那我是很愿意当一个读书家的。”（《东游西话・后记》）他的随笔可以证明，他确实是名副其实的读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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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文多，是书话类文字的共性，长声的随笔也不例外。但他读的是日文书，写的是汉语文章，这就免不了要翻译。这类引文的翻译说容易可以做得容易，大体转述个意思，或撮要提示几句，都不会招致责难。因为引录毕竟不同于专门翻译一本书或一篇作品。但要做得好也确实难，引用者阅读的书籍内容天上地下，表述文体也五花八门，如果都翻译成一个腔调，无疑会枯燥无味。但要用切合原作风格、韵味的文字来翻，又谈何容易？李长声是具备多种笔墨的，他很注意并且很善于用多种笔墨处理各种类型的引文。当然，更主要的是，长声能把这些门类杂驳的文字最后都熔铸在自家的炉中，妥贴地融会到自己的随笔内。引文，在长声的文章中，不是从外面缝上去的补丁，而是与作者的叙述、议论融为一体的血肉。
长声随笔的包容性，来自伸展自如的弹性。作者从不把自己限定在某一种程式化的语调里，落笔潇洒，庄谐并举，能雅敢俗，许多精彩的句子、段落，都是自然流露出来的。比如那篇谈论著名作家远藤周作的文章，起笔典雅:
以前写过一首七绝：白鸥似我自来闲，岂待折腰叹桂冠；熊掌鱼虫鸡与雀，葡萄架下狐狸庵。或问“狐狸庵”的出典，乃远藤周作的雅号也；因为特别爱读他的随笔“狐狸庵闲话”，所以涉笔狐狸，便悠然跟出个“庵”来。
（《远藤周作的狐狸庵》）而写到1993年度日本的畅销书，分析到中野孝次的《清贫思想》畅销的原因，笔致就变得风趣、机智，绵里藏针：
日本1993年的畅销书排行榜上，列在头四位的图书依次是《麦迪逊郡的桥》、《矶野家之谜》、《日本改造计划》、《清贫思想》，就内容来说，爱情、娱乐、政治、哲理，方方面面，表明日本人的读书很有点全方位。
《清贫思想》是前年（1992年）9月出版的，无论著者还是编辑，对于此书的骤然风行都大感意外。……
畅销为始料所不及，那就只好说是歪打正着了――正打着遭逢泡沫经济崩坏的人们。无可奈何，吃起本来不喜欢的“下水火锅”；反躬自问，读起本来没有兴趣的《清贫思想》。（《清贫与制品》）
“下水火锅”和“清贫思想”，可谓令人击节的妙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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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的奇思妙想，其实源于敏锐犀利的洞察。长声的一本随笔集取名《日知漫录》，初看似乎是在追步顾炎武，其实“日知”二字用的是日文名词＋动词结构。“日知”者，知日也。长声读日本书，谈日本书，目的是了解日本，把自己了解到的日本告诉给中国读者。
长声不仅把日本书和日本社会两相对照，也常常拿中国和日本对勘，在古今中日的纵横对比中，许多事态的深层意蕴就变得显豁了。这是从事跨国写作的独得之利，长声显然深得其中三昧。他说：“要理解异文化，必须先把握本国本民族的文化。”（《大款读书》）在写到东京泉岳寺和万昌院功运寺的香火，他很自然联系到杭州岳庙，联系到“国人之于岳飞与秦桧”（《忠臣藏与日本人》），让不太了解德川时代那场血案的中国读者，也能获得一些近似的直感。而写到日本的编辑制作公司和出版社的关系，则用“我国的独特现象‘卖书号’”（《为出版社作嫁》）做比，一句话，胜过了若干说明。
早在20世纪初年的那次跨国写作热潮中，旅日学人也是唱主角的。周作人自得其乐地描述日本衣食住行的文字，和郁达夫等创造社诸公苦闷的倾诉，是有过旅居日本经验的中国人写日本的两种潮流。到了20世纪后期，这两种潮流遗响犹存。李长声的随笔是超然于这两种潮流的，虽然不无知堂散文的低徊情致，却不像知堂那样总是沉湎于顾影自怜、自得的意趣中。长声的随笔，并不止于幽默、机智，而更多透露出豪情和血性。特别是涉及到正义、公道等大是大非的时候，他的笔锋是犀利而不饶人的。如果说，从深田佑介《最新东洋事情》系列中，解读出日本新殖民构想的“新动向”时，长声还冷静地只让事实说话，但说到日本在战争时期对中国图书的抢掠，以及著名书志学家长泽规矩也的抢掠有功论，就已经不太能克制激愤了（《战争与图书》）。及至说到某些国人面向日本读者介绍中国的书中的一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如说中国纠缠日本的战争责任，是不了解日本人的“忘年会”习惯，更不了解由此体现的与中国不同的时代观云云，长声就几乎是拍案而起了（《周恩来的日语水准》）。
但时代确实在变化，有豪情有血性的文字确实越来越少见了。再过若干年，我们阅读长声的随笔，也许会更多地感受到孤寂，而不得不慨叹：岂有豪情似旧时……
李长声新作推荐：
《日边瞻日本》，李长声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8月第一版，20.00元
李长声对中日出版业都非常熟悉。他的文章，多为关于日本图书的评介，传递了日本书界的最新信息，也包含了其对日本的历史和现实的最新观察和思考。这本随笔集包括4个部分：“闲话日本”主要谈日本的历史；“物语日本”主要谈日本人的生活和文化；“吃喝日本”主要谈日本的饮食文化；“文学日本”则是对日本当代文学的评介。这些文章以信息量丰富见长，而见解之深刻、行文之曼妙，亦值得称道。
《浮世物语》，李长声著，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7月第一版，19.00元
本书副题为“日本杂事诗新注”，可看做是黄遵宪《日本杂事诗》的“续编”，呈现的是黄之后一百余年日本的种种变化和若干的不变，从衣食住行到历史风俗，内容相当丰富。这些文章探究日本文化之根源，观照日中文化之异同，所云皆有根有据，在在见出作者渊博的学识和丰富的阅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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