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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安平:从教材建设到参与标准拟定

2007-11-07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本报记者 陈香整理 我有话说

十五期间,在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的领导下,在国家有关文化体制改革、文化发展繁荣有关政策的引导下,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有了较大的发展。这个发展第一体现在为教育服务,特别是为基础教育服务,因为我们是师范大学出版社。我们正赶上新的国家课程改革,在这样的机遇和挑战面前,应该说我们抓住了机遇,出版了国家课程

标准教材,从小学语文、小学数学、小学英语到初中英语,教材建设成了我们的重要方针,从编写到实验到推广,现在已经有六年的时间,我们教材的使用者从28000人扩大到今年秋季的1400万人,这充分说明了我们教材出版发展的规模和速度。

另外,从质量的角度来说,这也是一套很有特点的教材,一个标准就是按照课程标准编写,另一个标准就是放低起点、小步快进、自主学习、成功达标。这就可以看出我们的教材是面向大多数人的大众教育,而不是精英教育。第二块就是我们的艺术教育产品,包括美术、美术设计、音乐教育等,应该说我们艺术教育板块的产品在全国也是处于前列的。还有就是为地方教育服务,具体体现在产品上就是在地方教材和地方教育上,比如说法治教育、生命安全教育、环境教育、信息技术教育等,重庆生活、重庆社会、重庆地理、重庆历史等。

在“十五”期间,我们对自己的定位就是以教材建设为中心,以艺术图书为特色,以学术品牌为支撑,以人才培养为根本,以规模经营求发展。应该说这几句话对我们出版社定位是很准确的,同时也体现了我们发展的历程。

对未来的规划,我们发展的基本轨道也要按照以上定位的思路拓展,“十一五”期间,就是未来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我们的基本定位和发展思路是学术为先、研发为主、突出特色、出版精品、扩张版权、实现双效。

未来五年时间,我们还要实现以下几个转型。其一是实现基础教育的教材出版向高等教育教材、特别是职业教育教材出版的转型,其二,实现从单一纸介出版向纸介、数字化、网络化多种介质交互出版的转型,第三,大学社马上就要进行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如何实现科学化管理的问题,所以,如何从带有事业单位性质的管理、粗放型的管理实现向效益型、公司化治理结构和科学管理转型,这也是我们未来几年应该探讨的。

同时,我们确定“以大带小”的出版方针,即以未来五到十年以国家重大文化项目出版来带动我们的出版。现在正在做的几套大书,比如说《域外汉集珍本文库》,是中央国务院“十一五”文化发展战略规划当中的重大项目之一,现在我们也正在争取参与《中华大典》的出版,第三,我们大概要推出“国学丛书”约1000种。《中华大典》和《域外汉集》主要是由国家各级图书馆和大学收藏积累的,而“国学丛书”带有普及性质,体现古为今用的特点。

出版发展到一定阶段,就一定需要有大型项目来支撑,体现对国家、对社会和对人民的文化责任感和使命感,大学出版社不仅要为教学服务、为科研服务,也要为社会服务。另外,在教材建设的过程中,我现在考虑的是怎么从教材建设的阶段过渡到参与标准拟定、制定相应规范的阶段。比如,现在教材的配套教辅私编乱用的现象太严重了。另外,在教材建设的过程中,不管是基础教育、职业教育还是普通高等教育,我们一定要研究教学的模式和形态,做不是向后端、而是向前端的学术性的研发;同时,要从教材建设阶段,向为市场服务方面扩展。不仅仅是发行教材,也不仅仅是教材内容的培训,而是把教材的培训上升到前沿的、学术的、有关教育发展方向和教学形态变化的研讨上,引领课程改革的深化和教育发展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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