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 经历过最初的观望、等待，在政府的大力推动下，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首批“18＋1”家试点单位在年底完成转制工作。11月10日至12日，在第20届全国大学出版社图书订货会上，教育部社科司副司长徐维凡表示，大学出版社转为企业，不仅对于我们是全新的，即使在国际上也没有经验，因此探索改革道
徐维凡表示，试点大学社体制改革工作进展顺利，但他同时承认，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在新旧体制摩擦、社校关系问题上出现了一些障碍。而大学出版出版转制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大学出版社转制后的发展模式，成为本届订货会上诸多大学出版人热议的话题。绝大部分大学社对进入改制试点单位态度积极，“大学社通过商业经营可以不断壮大，反哺学术出版”，但他们同时提出，由于大学母体普遍不认同大学社商业化模式，改制在推进过程中阻力重重，改制后的大学社并没有成为完全的市场主体。
大学出版转制第一阶段即将告一段落，第二批试点现在开始报名。但是，大学出版人对改制的前景还是心存疑虑。“就第一批改制试点来看，改制还没有触及到最核心的部分，主要动力来自优惠政策。大学出版社成为真正的市场主体还有距离。”
从大学出版社第一批改制试点来看，大学出版社依然立足大学，资产由大学统管和控制，资产扩张和运营都不能实现；主要领导班子依然由大学任命，经营者与企业也没有真正的内在联系，甚至可能对经营的好坏也没有奖励和处罚的措施。“改制触及一个核心，就是出版社性质到底变不变。但是在大学出版社转制过程中，相关部门强调性质不变。如果性质不变，大学社就还是大学的一个部门，只要还是大学的部门，就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法人实体。”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社长周安平说，大学社现在肩负着两重责任，一重来自市场，一重来自大学。
另一位大学出版社社长告诉读书报，在他看来，大学社转为企业后的惟一变化就是清产核资后，资产由学校划拨到学校的资产管理公司，部分大学出版社资产被划拨到当地国资委。大学社始终是二级乃至三级法人，而且有些大学社还由原来的二级变为三级，校长一级，资产管理公司一级，办事更加难。
高校出版社的转制与否，一直是主管部门与大学之间的博弈。主管部门对于大学出版社的改制相当积极，一度积极推动大学出版社进入文化体制改革试点单位名单，但由于大学的相反态度，高校出版社转制工作一度停滞。为平衡各方利益，主管部门出台了“分类指导”的政策，即高校出版社可以转为企业体制，也可以转为纯粹的事业单位留在大学母体。直到今年9月，由教育部、新闻出版总署和中宣部联合主办的全国高校出版社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高层接连用了“势在必行”、“必然选择”、“大势所趋”来形容改制的迫在眉睫，高校出版社体制改革才重新启动。
虽然高校体制改革工作已启动，但由于部分高校领导观念的问题，一些经营得非常好的大学社也没有进入第一批试点名单。“一些高校领导仅仅从学校的角度出发，认为学校想当然可以从出版社获益。但如果大学出版社成为企业，就要彻底按照市场运作，学校必然失去很多利益。转企后，大学社面临的管理问题将是法人治理、股份制等等，这些不可能在原有的体制下进行。”
显然，政府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于是，政府用“免税”政策吸引大学出版社转为企业，对于依然想留存大学母体、不愿到市场中做大做强、搏击风浪的大学社则予以明示：“如果是事业单位，就要严格按照事业单位进行管理。单位要投入，产品销售利润不能作为奖金分配，只能作为今后出书追加的资本投入。而且政府已经明确，如果不改为企业，经营规模将有可能予以限制，出版资助也将优先考虑改企单位。”复旦大学出版社社长贺圣遂介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常务副总经理张其友则提出了大学社改制的市场环境问题。“如何成为市场主体？就是要完全融入市场。但这对高校出版社很难，我们几乎走不出去，省区的区域封锁特别厉害。”张其友说：“我们的中小学教材四处碰壁，比如在湖南，现在一本都没有，过去在一个省有几百万册的量，现在一个省可能只有一个县在使用。老师说北师大教材好，但上边在叫停。”
看来，尽管有主管部门的大力扶植，但大学出版社改制仍将是一个艰难的过程，只有充分调动和协调各方力量，大学社改制的最终目的才有可能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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