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试图透过延安革命年代色彩斑斓的日常生活，发现20世纪中国社会历史的秘密。
从陕北小镇到革命圣地，1937―1947年的延安，在中国现代史上具有特殊意义。对于那一时期的延安，以往很少关注其日常生活。一直研究延安的朱鸿召博士，早年从文学史入手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饮食篇”介绍人口、生活指数、工厂、农村和日本工农学校（教育日本战俘的学校）；“人文篇”介绍文化状况，主要涉及中央医院和文艺工作者；“男女篇”主要介绍女性，关于她们的集体生活、恋爱、婚姻，还叙述了延安交际舞的兴衰；“风物篇”介绍环境地理。全书内容丰富，图文并茂，不乏生动之处。
延安地处边塞，狼出没频繁，常袭击人畜。中央医院的饲养员老梁，某天半夜被猪的嚎叫声惊醒，来不及穿衣服就去赶狼。此事第二天被办公室的同志编成了顺口溜：“老梁，老梁，半夜起床，光着屁股，跑去撵狼！”（第341页）一时传为佳话。作家刘白羽参加捕狼，颇有几分惊险，捕来的狼肉却酸涩难吃。除了狼肆虐，虱子也成灾。延安窑洞潮湿，冬天无法洗澡，人们身上遂爬满了虱子，开会时“千军万马”往裤腿里钻。于是有人把虱子戏称为“抗战虫”、“革命虫”，意为革命者身上有虱子是常事。非常害怕虱子的海伦・斯诺（埃德加・斯诺的妻子），在《续西行漫记》中无奈地感叹道：“啊，大自然的芸芸生界，岁月不能使之（虱子）枯萎，习俗不能使之（虱子）陈腐！”（第349页）
延安马列学院坐落在蓝家坪的半山坡上，名曰学院，其实只是几排窑洞。每排窑洞前面有一块平坦的空地，供学员读书、吃饭。四五个学员住一个窑洞，洞内放一条桌，没有椅子。学院生活很有规律，作息均以哨为号。吃饭都到最下面一排窑洞伙房去打饭，一个小组一脸盆菜，大家蜷着腿围坐在地上吃。据一位鲁迅艺术学院（鲁艺）的学员回忆，平时伙食是小米干饭，菜是熬萝卜条，偶尔有个菠菜汤。遇到每周一次的伙食改善，就会很热闹：“炊事员把一大饭桶面条抬到广场上，‘掐饭，掐饭，吸烟，吸烟’，操着各种腔调的语言，身着各种服装的学生，顿时把饭桶围严实了……‘加油呀！莫后退。’人们拥挤起来……四周响起了喝彩声、笑声，尽情的欢腾着。”（第12页）华君武就此还画过一张漫画，描绘当时场面的夸张难忘。
1940年大生产运动中，延安开展了二流子改造运动。二流子在农村被称为“爬鬼”、“地痞”、“牛毛”（流氓）、“二流答瓜”。为了宣传改造，边区政府组织艺术家到农村巡演，有一首信天游《笑话二流子》这样唱道：“鸡娃子叫来狗娃子咬，看那二流子过来了，快来看他那球样子！你撒泡尿来照照面目，好好的庄稼你不种，常年像老鼠钻地洞。爹娘养你不成材，你又抽洋烟又耍牌。捉定什吗吃什吗，人家说你是贼娃娃。睡到太阳照屁股，醒来吃上些糠糊糊……二流子你长得也像个人儿，也甚不好好的过年景儿？二流子二流子快回头，劳动起来甚也不愁。”（第63页）在强大的社会舆论下，1943－1944短短一年时间里，陕甘宁边区共改造二流子6400余人，经过改造，劳动成为了农民的新风尚。
本书并不满足于对日常生活的叙述。作者在自序中说：“‘五四’发现了人，延安改造了人……并且，因为改造人，重新塑造人，延安改写了整个中国社会历史”，因此“延安十年历史的丰富性、复杂性和当代性，远远超过了‘五四’。”所以，作者“选择日常生活的角度，用知识考古学的方法”，来考察延安时期的“集体生活规则”和“集体记忆法则”。（第1－2页）
众所周知，五四运动作为一场思想革命和社会变革，其意义并不局限于“发现了人”。“人的发现”这一说法，来源于五四时期陈独秀、胡适等人发起的文学革命，他们倡导“人”的文学。因此，以“人”为角度把五四运动和延安时期并提，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同时，作者也没有解释“改造了人”、“集体生活规则”和“集体记忆法则”等概念。此外，作者提到了“知识考古学”，但缺乏必要的说明。在福柯那里，知识考古学主要用于研究科学史，对于其他可能适用的领域，福柯仅做过一些设想，并无专门论述。（福柯：《知识考古学》，第215－219页，谢强、马月译，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
“秧歌是这样开发的”一节，是书中很有新意的部分。作为一项祀神的传统民俗，秧歌在陕北非常普遍。延安时期，传统秧歌被改造成了宣传政治、教育和动员群众的现代秧歌。作者详细叙述了这一过程，以及鲁艺学员在其中发挥的重要作用。这些学员们深入农村，对传统秧歌的主题、角色、唱词、服装、舞蹈、道具等各方面进行了创造性的开发，从而使传统秧歌变成了受农民欢迎的革命秧歌。作者认为，在改造秧歌的过程中，学员们的思想也经历一场改造。经过改造的秧歌，成为了一项鼓舞革命精神的集体活动。
本书资料丰富，作者查阅了大量文献档案资料，并多方采访延安老人，进行实地考察。这种精神令人钦佩。当然，任何著作的问世都意味着遗憾的产生，本书也不例外，这也有待于学者们继续研究。
《延安日常生活中的历史（1937－1947）》，朱鸿召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2007年7月第一版，30.00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