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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早期书话:《新文艺的脚印》

2007-11-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谢其章 我有话说

 《文艺复兴》样刊及唐?书话内文

唐?在《晦庵书话》的序中说:“除原来的《书话》外,本书

又收录了《读余书杂》,《诗海一勺》,《译书过眼录》和《书城八记》等四个部分。前三个部分是全国解放前为书报杂志包括《万象》在内而写的书话。那时的情形是,随手买到一本,随笔写上几句,兴之所至,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与规划。因此有的作家一谈再谈,有的作家没有提及――这一点并不代表我的主观的好恶。”有一回,唐?写作书话时不像上面所说的“根本谈不到什么预计与规划”,而是很是规划了一番,这就是发表在《文艺复兴》杂志“中国文学研究号(下)”的长篇书话:《新文艺的脚印――关于几位先行者的书话》,说它是长篇因为它是由22篇“书话”组成的(约17000字),用22篇书话纪念22位逝去的新文艺作家,这方式是唐?先生的方式。毕竟,书话一直被学界看做闲花野草一路的货色。

《文艺复兴》是抗战胜利后最重要的文学刊物,由郑振铎、李健吾主编,钱锺书的名著《围城》最初就是在《文艺复兴》连载的。1982年李健吾回忆道――“《文艺复兴》这份杂志,是日本投降后,上海方面出的惟一大型文艺刊物,也是中国当时惟一的大型刊物。现在中青年可能知道它的人怕是很少了。倡议者是1958年在苏联空中遇难的郑振铎先生。他个子高,兴致高,嗓门高,气派也大,人却异常忠厚。他的太太经常作福建菜给客人们吃。……解放后,有一次不知道是在什么场合,周扬同志忽然谈起了《文艺复兴》,说,这份杂志只有两个人编,大家应该向他们取经嘛”。李健吾还回忆,《文艺复兴》无所谓编辑部,他和郑振铎的家就分别都是编辑部。

除了正刊之外,《文艺复兴》还出过“中国文学研究号”,分上中下三册,上册1948年9月出版,中册是同年12月出的,而下册出版的时候上海已经解放了(1949年8月),编辑人员除了郑振铎,李健吾,第一回出现了唐?的名字。郑振铎是现代文学期刊史上三大名刊的亲历亲为者,巧的是,这三大名刊所出“文学研究专号”,郑振铎都是主事者。20年代的《小说月报》第十七卷以“号外”的形式出了《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下两册),郑振铎是该刊主编;30年代大型刊物《文学》的第二卷第六期是《中国文学研究专号》,而郑振铎也是该刊主编,专号前面有“文学画报”,刊出大量“明刊戏剧书影”,这些图片很有可能出自郑振铎私藏。在《文艺复兴》专号的“题辞”里,郑振铎回顾了前两个专号的启蒙意义及深入性专门性的切实研究成果,跟着他就提出了新的专号面临的新的研究方向新的课题。读了“题辞”再看过专号的篇目,唐?的书话实在是无关宏旨的,跑了题的,时代最近的,惟一的论“今”之文。早在专号(下册)出版之前,郑振铎已到了北平忙碌着新中国未来的文化创建――那里有许多比一本杂志重要得多的事情。

《新文艺的脚印》全部22个小题目抄在下面,括弧里是“先行者”的名字(题目已明示的不再加注):

《自选集的由来》(鲁迅)《瞿秋白》《以身殉道》(柔石)《丁玲的丈夫》(胡也频)《梁遇春》《朱湘书信集》《文人厄运》(罗黑芷)《走向坚实》(许地山)《朱自清的文体》《革命者,革命者》(闻一多)《〈沉沦〉和〈茑萝〉》(郁达夫)《释〈幻灭〉》(王以仁)《撕碎了的〈旧梦〉》(刘大白)《半农杂文》(刘半农)《诗人写剧》(徐志摩)《女作家黄庐隐》《文学家中的教育家》(夏?尊)《新闻学者》(谢六逸)《乡土文学》(王鲁彦)《今庞统》(彭家煌)《蒋光赤哀中国》《长安城中的少年》(王独清)

此22篇书话有21篇收入《晦庵书话》,惟一未收的是讲王独清的《长安城中的少年》这篇,唐?写道:“我于独清生疏得很,记得有一位朋友曾告诉我:这个人的政治倾向十分古怪,但人却是好人。我于此语,深信不疑,因为在我们的这个社会中,是确有这样的所谓‘好人’的。从独清的作品里,你可以读到无数的死,血,眼泪,呼喊,歌唱,爱情和革命。这个人,‘长安城中的少年’,他拥抱了知识分子的热情和才具,更重要的是:又充满了知识分子的缺点。”收与不收,作者自有他的考虑,即使是收进去的旧作也不会完全是原来的样子了,某些修改修饰得很技巧,好像雪天的脚印由纷纷的新雪掩盖。

题目改的有:《瞿秋白》改为《绝命诗》;《梁遇春》改为《两本散文》;《丁玲的丈夫》改为《丁玲和胡也频》;《朱湘书信集》改为《诗人朱湘》;《朱自清的文体》改为《朱自清》。改变题目的原因有的很容易理解,前两个题目为何这么改不好理解。

在《瞿秋白》的结尾唐?这么判断:“此诗隐含讽喻,颇疑其有所实指。与所传绝命诗相较,没有那种空渺,执此而论前诗,断为非秋白集句,或亦不无见地也。”而到了《绝命诗》,口气变成:“这诗隐含讽喻,疑其有所实指。与所传绝命诗相较,虽然文言白话,两不相同,但没有前诗里那种空茫的感觉,却是十分显然的了。”好像不再怀疑绝命诗“非秋白集句”了。另外,把“秋白虽以书生而出主政事,然勤敏利达,要非捏笔杆子的朋友所能望其项背!”改作“他以书生从事革命,而勤敏练达,气魄博大,要非捏笔杆子的朋友所能望其项背!”就不能说改得好,不改又何妨,我喜欢唐?先生过去的文风。注意这些改动多了,就是没看到原文的样子也大致揣摸得出哪些是新时代才说得出来的话语。

《撕碎了的〈旧梦〉》改删尤多,自“简直和小学生字典一样”至“原来,大白本名金庆?”一段是新写,删去了很重要的关于几个版本要素的话,当然所引周(周作人)序的几句话更要删了,末句“细读《旧梦》,的确使人有这样的感觉。”加上此文最后一长段(也是新写),完全由原来的版本趣味变为现在的对刘大白这个人的评判,连“既据要津,渐忘来路”也是从鲁迅那生剥来的。读这样的书话,很容易使好感一点点消减。此文最后原是“但此书绝版以久,颇不易得,月前见之于河南路书摊,摊主固不识书,但能辨人,知道我喜欢藏书,认系珍籍,遽索高价,贵出他人数倍。平时交易,虽常书不免,亦可恶也”。买书人与卖书人原本即是欢喜冤家,唐?这番牢骚早一辈的藏书家谁没发过。

花一点时间比较作家旧文新刊后的修改增删等细小之处和微妙之处,难说有多大的意义,可是你不知道这事多有意思,当然这事不是版本学所谓的校勘,只是属于个人阅读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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