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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晤士河――伦敦命运的象征

2007-11-14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彼得•亚克罗德/文 凌云/编译 我有话说

这是一条皇家浮华之河,也是贸易之河,物资源源不断地进来,探险家纷纷从这儿起航。

渡口:数百位摆渡工曾布满河道,而今像“千年

桥“这样的架构横跨两岸,昔日的渡口已人迹罕至。

16世纪,泰晤士河成为了皇家炫耀其浮华及各种典礼盛况之场所。就是这条河,亨利八世以及名噪一时的伊丽莎白一世的灵柩顺流而下,受人吊唁。这是一条庆典之河――镀金的画舫装饰着旗幡、天蓬与织锦,旗帜上绣着的小铃铛在风中叮叮作响,乐手们吹奏着萨克斯和短号,画舫与游艇被金布或花毯包裹着。这是一条快乐之河,也是一个风景胜地。这是一个舞台,统治者以及王国的主宰者们可以借以向民众展现自我。这是个水做的舞台。

1533年,安妮・博林(Anne Boleyn)身穿黄金衣,顺着泰晤士河,其登基典礼的队伍浩浩荡荡而下。据说,紧随其后的画舫绵延了四英里。据当时的一个报道,“沿途演奏出声势浩大乐曲声的有小号、肖姆管等各种乐器。”游行队伍由市长大人乘坐的富丽堂皇而又威严十足的画舫领头。这是泰晤士河同时也是命运不济的女王的胜利。泰晤士河是奢华与炫耀财富的合适场所。

同样是这条河,三年以后把安妮・博林送到了断头台上,航线丝毫未变――从格林威治到伦敦塔,只是这条河流现变成了令人悲伤的死亡通道。也就是在这条河上,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以及后来的伊丽莎白公主被带到了伦敦塔。后来,伊丽莎白的遗体顺流而下被运到了怀特豪尔宫(原英国王宫)。威廉・康登(William Camden)在其《大英编年史》(Annales Britannia,1615)有如下的诗体记载:

  女王由水路被运送到了怀特豪尔宫,

船桨的每一次划动都令人眼泪汪汪:

水下的鱼儿也纷纷地贴着船儿转,

哭得眼珠儿掉落,盲目地跟着游动。

似乎正是这条河流与国家大事紧密相连,不管它们是高贵或是卑鄙、是血腥屠杀还是慈悲为怀,她都是伦敦这个皇家之城的有机部分。这也就是贵族与教士们的宏大宫殿都建在泰晤士河畔的理由,因为在这里他们就可以靠近权力的终极源头。虽然关于河海的神圣信仰显然已不复存在,但人们仍继续不断地向着河妖与海神祈祷――尤其是泰晤士河上的这些盛大场面――说明了我们对于河流的神圣化有着挥之不去的持久信仰。这是一条为君主祈福之河,并非相反。

泰晤士河被视为王国的缩影,融合了过去与现在、田园世界与城市世界,她是世俗与宗教活动的中心、体育与狂欢的场所。

这也是一条伦敦所有交通的大动脉――不仅仅供划着科拉科尔小艇(威尔士、爱尔兰以及古代英格兰人捕鱼用)的渔民,也不仅仅为乘着船只来自西班牙与低地国家的商人使用,同时也为那些把泰晤士河作为自己在伦敦最便捷交通方式的普通公民服务。当然,他们从北到南跨河而过,尤其是在伦敦桥交通拥挤、人满为患之时。他们也乘船沿着北岸抵达可以上岸的各种小码头,然后继续自己的旅程。那时,伦敦的街道狭窄,布满险情,大家认为走水路会安全便捷些。泰晤士河上无数的小舟、画舫、驳船、蓬船与渡船过去一直在激发着外国游客的强烈兴趣。当然,河上还有数百位船工出租船只,河水在他们辛勤的划桨声中一直在流动着。很多时候,河上船只极其拥挤,交通只得中断,这就是当时人们所说的“上锁”或“堵塞”。这个时期的泰晤士河以其拥挤的码头与繁忙的两岸闻名于世。市民们都集中在河流两岸,这一点也不令人感到惊奇,因为在16世纪大多数的伦敦人都直接或间接地在靠河吃河。据说,从远处看,当时的泰晤士河就像一片帆的森林。任何时候,估计在河上都不会少于2000艘船与3000位船工。

第一批的英国航海家就是从这条河顺流而下驶向大洋的。1553年,休斯・威劳比(Hugh Willoughby)和理查德・昌塞勒(Richard Chancellor)就是从德特福德(Deptford)起航,带上了一封致“地球上所有国王、王子、统治者、法官与总督们”的信件。后来,约翰・史密斯上校从布莱克沃尔(Blackwall)出发,历经充满凶险的航行后,终于在弗吉尼亚的詹姆斯敦建立了英国在北美的第一个殖民地。“五月花”号从罗瑟里斯(Rotherhithe)开航。在那个时代,世界上的所有水域都可以被解释成为泰晤士河的延伸部分。

因此,当霍拉(Wenceslaus Hollar)于17世纪30年代在其绘制的伦敦全景图里呈现泰晤士河时,他把河岸及其上行台阶、舢板与画舫都包含在一个巨大的活动网络里,这是非常合适的。与此相对的是,城市的街道与房屋似乎都空空荡荡,伦敦所有的能量与商业似乎都集中到了这条长流不息的泰晤士河上。在伦敦桥下停泊着大型的商船,而商业之神墨秋利正指向了伦敦这个“卷边形牌匾”。这种远景图成为了许多后来地图和示意图的模型,以致于自河流延伸开去的伦敦景象成为了其唯一最重要的景观。泰晤士河代表了这个城市的命运,是人们想象伦敦的依据。

伦敦大火后的重建当然极大地改变了以泰晤士河为中心的伦敦远景图,同时也改变了河岸本身的景象。被烧毁或受到破坏的仓库与码头得到了重建。从城里延伸而来的街道也得到了重修,两边的建筑物此时采用的是褐色土块或黄色砖块,高过这些屋顶耸立着的是51座教堂的闪耀尖顶,它们均由国王的助理总建筑师克里斯托夫・任(Christopher Wren)负责重建或重修。比起中世纪与都铎王朝(1485-1603)时期的伦敦城,这个时代的河景要更为坚固、宏大。此时,泰晤士河以平静之河闻名于世,她不再咆哮,也不走极端,一般不会能量过多汇聚以致破堤而出。在这种意义上,她成为了这个以崭新面貌出现的王国的一种象征――反对极端主义以及任何党派的狂热。这条河流体现了这个民族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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