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七十年代美国生育高峰期出生的孩子们，现在都开始当父母了。这些“权力归花儿”（系20世纪60年代美国嬉皮士使用的口号，主张通过爱情和非暴力实现社会改革）与自由性爱的产物，现在竟成为了美国历史上在孩子教育问题上最焦躁不安、最有支配欲的父母。有评论说他们现在所做的事似乎就是为子女担心――子女的安全、
美国布朗大学的历史学教授霍华德・查达科夫（Howard P.Chudacoff）最近出版了《玩耍中的孩子们：一部美国史》（Children at Play.A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University. 267pp.），对孩子们自殖民时代以来自我娱乐方式的演进路径进行追踪。作者使用了书信、日记与文学作品作为自己立论的原典，来考察成年人对玩耍的态度，是把它看做“魔鬼的作坊”还是童年的“本行”。同时，他还向读者展示了孩子们为了玩耍的所作所为，有时是反成人之意愿而行之，有时是在他们的叮嘱下而为之。他认为把孩子们的玩耍看做是无意识的天性完全是一种误解。正相反，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那是在许多股力量的作用下形成的综合体――服装的样式、房屋的设计、社会的革命。同时，任何时候孩子与成人的比例这样简单的人口统计数据，也在孩子们玩耍模式的形成中发挥作用。作者对父母干涉孩子们的玩耍进行了严厉的批判，并把成人“豪夺”自由玩耍权追溯到50年代中叶《米老鼠俱乐部》的初播。这个节目长年打与电视片《米老鼠与唐老鸭》相关的玩具的广告。到了70年代，那些从事市场营销的人都在谈论所谓购买玩具的“内疚款”（指父母因无时间陪伴子女玩耍而内疚，只能用给孩子购买玩具来达到心理平衡）以及孩子们的“纠缠能力”。在作者看来，到了20世纪末，更多因素进行“共谋”来扼杀自由玩耍。这些因素包括：市郊的扩大导致大片的供孩子们漫游的树林和田野消失、每户家庭的生育率下降导致孩子们难有玩伴、高消费文化的兴起、标准中产阶层房屋设计的演变把孩子们隔离在了堆满玩具的房间里、社会的焦虑（孩子在户外玩耍的安全问题）与许多职业妇女的内疚，以及网络空间的诱惑。作者最后提出，父母设法丰富孩子们玩耍内容的所有努力似乎都适得其反，让他们变得不健康、乏味甚至有暴力倾向。我们应该给他们一些空间自由发挥，过多的焦虑与干涉只会把事情搞糟。
中国（尤其是城市）的情况与美国有惊人相似处，可能在“焦虑与干涉”方面还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我们的儒教传统以及独生子女制度。鲁迅先生早在他1925年写的《风筝》里就曾说过：“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而今，孩子们的“最正当的行为”受到了严厉的监控，“天使”被凭空加上了沉重的翅膀。这些被各种管理知识武装起来的职业父母们在安排子女学习与生活时，全然忘记了孩子们在自己的问题上往往比你们还要精明的事实，他们至少完全知道自己该在什么时间、什么地点并且该以什么方式进行玩耍。美国的父母总是感叹：“若我的子女能像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那样去做就好了！”现在中国的父母往往要彻底否定过去，为子女理想的未来另起炉灶，依据的原则往往是对各种信息的个人解读以及与他人攀比。看来，我们更应该用霍华德・查达科夫教授的这本书来清醒一下自己的头脑了。
女权（性）主义在社会上已难有反响，但在学术界、出版业照样炙手可热。最近，英美出版了《莎士比亚的妻子》（Shakespeare’s Wife, by Germaine Greer. Bloomsbury,406pp.）和《女性的特性：流言、性、嫉妒与脆弱》（The Female Thing: Dirt, Sex, Envy, Vulnera bility, by Laura Kipnis.Pantheon,199pp.），为“女性产业”又添砖加瓦，不过“成色”与往常有所不同。莎士比亚的妻子安妮・哈撒韦（Anne Hathaway）传统上被看做是位爱斗嘴、自以为是的女权主义斗士，细腰、满脸皱纹，一身多能，秘密地把丈夫的剧本自己又写了一遍。然而，作者经过细致考证，再现的却是一位完美的妻子！她不再是位遭人诟病、处心积虑勾引男性、让莎士比亚惟恐避之不及的坏女人，我们在该书里见识的是位勤快、忠诚的女性，她掌管着这位伟大诗人的家、照看着他的收支状况、翻修他的新家，并且在他在外无论是寻花问柳还是撰写悲剧之际，从不弃家而去。该书标新立异，自然引起莎士比亚研究主流派的反感。对此，作者在今年的爱丁堡图书节上做出了回应。她说：“决不会有什么东西能使我对男性作家的观点模糊起来，他们一直对名人的妻子带有偏见。从詹姆斯・博斯韦尔（James Boswell,1740-1795）到安东尼・伯吉斯（Anthony Burgess,1917-1993），他们认为安妮要么是位把莎士比亚引诱到一个无爱婚姻的有心计的荡妇，要么就是位相貌丑陋、形容枯槁的老妇人，把生活搞得一团糟，诗人被逼无奈出走。”但愿作者笔下的这位持家有方、忠于丈夫的妇女确属学术探究的新发现，而非仅为一种意识形态指导下塑造的新形象。
被称为“后后女性主义”作家的劳拉・基普尼斯（Laura Kipnis）在其新著《女性的特性》里提出了“女性产业情结的产物”这个概念，指的是一种试图在女性主义业已赢得的独立与把女性的柔弱视为一种美德的观念之间寻找平衡的女性。从这个标准来看，英国王妃戴安娜似乎是个完美的代表。在她的葬礼上伦敦万人空巷，直至十年后的今天，她都是一个神话，供人们敬奉着。当然，这个观点《莎士比亚的妻子》的作者肯定会不同意，因为她认为戴安娜以其离婚后的所作所为颠覆了所有关于妇女的观念。若我们想从该书中得到何谓理想女性的定义或范例，是全身心支持丈夫的安妮・哈撒韦还是传奇般又不无缺点的“人民的王妃”？本书未必能给予多少帮助，它以这么一句略带点谦逊又不无自信的话作结：“目前要对女性的处境做一个全面的陈述，这里大致上可以作为起点。”
不久前，笔者在泰晤士报上读到一篇评论，开篇就说“女性主义的崩溃”，该观点显然是与英国女性主义畅销书作家费伊・韦尔登（Fay Weldon）前不久在爱丁堡图书节上的言论相呼应的。她说，今天的年轻女性已经对女性主义曾经的含义没有了概念，同时也漠不关心。她认为现在这一代女性已掌控了自己的生活，可以自由选择结婚与否、要不要孩子，而且她们的职业目标一般与男性同事无异。因此，对于她们来说，那些关于妇女身陷让人压抑的以男性为主导的社会的传统作品已成为历史陈迹，毫无现实意义了。她同时还驳斥了内奥米・沃尔夫（Naomi Wolf）的以下观点：由男性主导的时装与化妆品工业规定了女性的打扮方式，迫使她们为一种男性想象中的不可能做到的完美而想方设法。她认为，那种目标的设置与抛弃都是由女性本人说了算的。今天的时装工业、杂志与电视节目都是由女性掌控着，而正是它们规定着品位水准，而且也正是女性本身决定自己该穿什么，该喝多少酒，在公共或私人场合能任性到什么程度。她的结论是：“现在，大多数女性感觉女性主义没有必要，也无来由。”以上分析不无道理，把半个世纪乃至一个世纪以前的状况作为今日立论的基础肯定不会有说服力，这也就是为什么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发挥的作用往往仅限于去阐释经典文学作品而不能对社会产生较大影响的根源所在。韦尔登与基普尼斯显然都已看到了这一点，并在理论上予以反拨，同时也已在各自的作品中有所体现，但愿这种务实的女性主义能走得更广更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