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同志在十七大的报告中提出，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推进学科体系、学术观点、科研方法创新，鼓励哲学社会科学界为党和人民事业发挥思想库作用，推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和优秀人才走向世界。我们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在改革开放以来，应该说有非常大的进展，出了许多很好的书，在推进学科的体系、学术观点、
就拿我主编的《20世纪西方哲学东渐史》来说，虽然说这方面的研究开拓了可以走的路子，其实20世纪西方许多学科都对我们有非常大的影响，比如史学、文学，对我们都有很大的影响。在当今全球化的形势下，任何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发展不仅要能牢牢地扎根于自身文化的土壤里，为国家和民族的发展提供理论支持，同时也必须和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进行交流。从当今的世界格局看，任何民族的文化，如果要想对人类做出重大贡献，它不仅要能解决自身社会存在的问题，而且也能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重大问题。因此，真正有影响的哲学社会科学的学术著作不仅仅是民族的，而且应该是世界的。要推进中国哲学的发展，要使学科得以创新，我们不能只是照着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讲，而是需要接着前人已经取得的成果继续往前走，这不仅应该接着我们自身学术文化，也应该接着其他民族文化取得的成果往前走。罗素在1922年访问中国以后，写了一篇关于中西文化比较的文章。他说，在不同文化的交流中，希腊学习埃及，罗马借鉴希腊，阿拉伯参照罗马帝国，中世纪的欧洲又效仿阿拉伯，文艺复兴时欧洲仿效拜占庭帝国，作为学生的落后国家，最终是超过作为他们老师的先进国家，那么，中国也会超过他们的老师。这是在20世纪初罗素的说法。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还需要努力学习、研究、吸收和消化西方文化以及其他各民族文化，使我国的学术文化更上一层楼。
但文化也往往有这种异地发展的可能性。从上面引用的罗素这段话，我们看到在历史上西方文化就是如此发展，原来从埃及，后来到希腊。中国文化的发展也有类似情况，佛教文化起源于印度，但在公元八、九世纪的时候，印度佛教已经衰落，可是正在这个时候，佛教文化却在中国的唐朝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我们可以说中国文化曾经受惠于印度佛教文化，但是印度佛教文化又在中国得到了发扬光大，形成了中国化的佛教文化。经过一百多年，西方文化传入中国，我觉得我们应该也可以从百余年来的历史中间总结出一些发展中国现代哲学的经验。
鲁迅曾经提出“拿来主义”，让我们把其他民族好的东西都拿来，这无疑是对的，我们今天仍然要坚持拿来主义，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更加主动地把我们的优秀文化送出去呢？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中华文化毕竟有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曾经为人类做出过重大的贡献，因此我们可以提出一个“送去主义”。据我所知，首都师范大学正在出版一套《中学西渐史》。他们想研究中国文化对西方的主流文化的影响。为什么考虑要对西方主流文化发生什么影响？在西方有许多汉学家，我们的文化对他们当然有很大的影响，他们对中国学术文化的研究也有所贡献。但是我们更应该要考虑到中国文化对西方的主流文化有什么影响，比如说在历史上，中国文化如何影响莱布尼茨的思想，如何影响伏尔泰的思想，这可能是更重要的。中国文化走向世界不仅仅是影响汉学家，而是要影响他们的主流文化，和他们的主流进行交流，这应该是更重要的。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设想，因为只有这样，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才可以在平等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交流；只有对话双方处于平等地位，对话才可以真正的进行并且顺利完成，这是非常重要的，要有一个相互的关系，不是一方只是对另外一方面有单向的影响。因此，我们应该在提倡“拿来主义”的同时，也提倡“送去主义”，使得我们的文化交流处于平等对话的状态。我们必须努力，为建设适应我们国家发展、适应人类社会进步的中国哲学社会科学做出更大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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