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学家最能体会到技术社会的痛苦，因为他们在直面意义的同时，还需直面与意义密不可分的存在本身。回到语言的感官性，寻求语言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许可以绕开技术的陷阱，真正留住语言生命的种子。
正如保护动植物多样性成为环保主义者的重要课题一样，拯救濒危语言也成为语言学界的热点。美国公布的一份报告指出，目前世界上仍在使用的大约7000种语言中，有一半将会在本世纪消亡。事实上，有83种语言被大约83%的人使用着，却有3500多种语言的使用人数只占总人口的0.2%。某些语言注定无可挽回，尽管记载于其中的忧虑、敬畏等源初的哲理和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是那么诱人。语言学家试图用数码技术留存住这些濒危语言，在有着描写主义语言学传统的美国，鲍阿斯、萨丕尔、布龙菲尔德等人早在上世纪初就建立了完整的语言描写机制，再辅以高科技，似乎问题并不严重，毕竟历史上湮灭的语言不可胜数，能在今天以数字信息保存下来，令人顿生感恩之心。
然而，死亡无非是一种定义，活的语言存在于人群之中，必得有人使用才有生命力。在此意义之上，丧失了生存环境的语言，留存下来的只不过是枯干的尸体。意义和传统随着使用人群的日渐稀少，音位规则、句法规则便成为枯燥的聚合与组合的游戏，所以，语言学家在报告中慨叹，很多语言即使被保存下来，也将没有人能够懂得它的意义了。于是，只剩下一些细节提供给人类曾经存在过的万事万物不同视角的关联，譬如，在巴拉圭偏远地区的冷古阿（LENGUA）土语中，“11”的意义是“到脚上，数一”，而“20”则意味着“数完脚趾”。现代社会的认知体系中已不再追问数的源头，任何一个小孩虽然还会掰着指头数数，但很快就被要求把数从经验中抽离出来，变成知识而非体悟。谁能描述出这种转换中失去的是什么，得到的又是什么呢？
最近，德国对外关系研究所（IFA）《文化交流》杂志发起的“世界最美单词”评选大赛中，汉语“呼噜”成为亚军。据《羊城晚报》记者调查认为，该机构与评选大赛扑朔迷离，不过德国的权威报纸《镜报》等都刊登了此消息，应该是德国教育与研究部（BMBF）发起的“人文科学年”的系列活动之一。获得冠军的词是土耳其语“Yakamoz”，意为水中倒映的月亮。评选标准是“为别的语言提供一种与众不同的感觉”，又一次让人感到德国人还在思考。“呼噜”不仅仅是个拟声词，在音韵学历史上，“呼噜”族有其重要的象征意义，骨碌、咕噜、轱辘、轱辘、辘轳、碌碌、葫芦……圆形且转动的物与象都统一于这个声音，丰富了汉语的词族，比哗啦、喀嚓、劈啪有着更强大的衍生能力，甚至还可能印证了汉语原始的复辅音声母的存在，它的当选，让人不仅怀疑评委中某人是清代朴学家的嫡传弟子。
语言究竟是什么？语言的生命何在？这不是个可以简单回答的问题。语言固化了人类的观念与意义，却间离了人类与环境的亲密接触，历史和文化成为可分离的知识，而存在本身却需要再度找寻。如同那些同在地球上生存的动植物一样，从野外到圈养，再成为标本进入实验室，再成为DNA数据记录在机器之中，也许有一天，我们可以从数字的排列组合中恢复所有已记录的生物体，但到了意义可以被简化为数字信息的那一天，一切存在将成为数字的附庸，数字信息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意义便不复存在。很久以前就设想过，假如人类不复存在，留下的语言文字能否被偶然来到地球的另一种文明所理解。这份报告提醒我们，即使技术上可以完成翻译和转化，但每一种语言，只有使用它的人才能与它融为一体。语言已死，复活的将不再是这一种语言。人存在的标志是我思、我为，语言存在的标志也是人思、人用。美国人一如既往地用技术来挽救濒危的语言，而德国人似乎给出了另一种可能性。其实语言学家最能体会到技术社会的痛苦，因为他们在直面意义的同时，还需直面与意义密不可分的存在本身。回到语言的感官性，寻求语言所昭示的人与自然的关系，也许可以绕开技术的陷阱，真正留住语言生命的种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