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卜生在1886年发表了令欧洲批评家们大惑不解的《罗斯莫庄》之后，又写出一部同样让人困惑的剧作《海上夫人》（1888年）。其实，该剧题目的直译应该是“来自大海的女人”(The Lady from the Sea)！这就比中文的译名具有更为深邃的涵义。这部戏的象征意味很浓，历来各家解读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其中比较盛行
那么，让我们再读一读这个故事，并给出一个新的理解。
艾梨达是海的女儿，他的父亲住在大海深处，日夜守护着波涛海风中星星点点的航标灯。人们不知道她的母亲是谁。她的母亲就是大海。她有着谜一般的身世，海一般的眼睛。她日复一日地矗立在海边，凝视着变化无穷的大海；更多的时候她干脆就扑进海的怀抱，与它零距离地亲近。每日，陆上小镇的人们看着长发飘逸的她带着海风回来，眉宇间满是喜悦和欢欣，有大海的气息，更有大海的神秘。
如大海一般，她的变化也是巨大而明显的。当她回到陆地深处，回到她丈夫房格尔医生的家中，她就变了个模样：愁眉深锁，怅然若失；她整日无语，面向大海，仿佛她的魂留在了那里。房格尔医生对她非常疼爱，却医治不了她的“心病”。他甚至许诺，为了她，愿意把家搬到靠近大海的地方。然而，艾梨达却拒绝了他的好意。她说，与海的距离那都是形式上的问题，她对大海的依恋还源自一个她一直不愿为人所道的秘密。在医生的坚持和一再敦促下，她终于道出了深藏于她内心多年的隐痛：原来多年前她曾与一个来自北方的水手订婚。后来，这水手因船上的一桩命案而被迫逃离。临行前，他们曾一同来到海边，将彼此手上的戒指用钥匙圈串在一起，然后把它们扔进了大海！这就是他们之间的婚约。这么多年过去了，她始终忘不了他们之间的婚誓，忘不了那个人。她觉得跟他在一起，就是跟大海在一起：“我们谈到海上的狂风恶浪和风平浪静的光景。我们还谈到海上有时黑夜沉沉，星月无光；有时旭日悬空，光辉万丈。谈得最多的还是鲸鱼、海豚、海豹什么的在赤日当空的时候趴在礁石上取暖的事儿。我们还谈鸟儿，什么海鸥、海鹰、以及各色各样的海鸟。并且，现在回想起来真奇怪！我们谈论那些事儿的时候，我好像觉得海鱼海鸟都跟他有密切关系。”最让她惊诧莫名的一件事是发生在三年前，她和医生有了自己的孩子。她发现那孩子的眼睛竟然跟那水手的眼睛长得一个样子：“他的眼睛跟着海变颜色。要是海峡里风和日暖，波平浪静，孩子的眼神也就明亮安静。要是海里起了风暴，他的眼睛也跟着变样儿。”
这让医生有些领悟过来：他的妻子是另一个世界的造物――是海里的动物，是时常到礁石上来晒晒太阳的“美人鱼”。他嫁给他是一个错误的选择。这也与他的自私有关：他鳏孤多年，需要一个人来照顾他的生活，以及孩子们的生活。他看上了她，而她也正好苦守大海多年，不想再熬下去了。他们的结合，在艾梨达看来，不是出于真心的、自由的选择，而是出于权益的、功利的考虑。以她的说法：她是把自己卖给了他！“我走进你的家门并非出于自愿，问题就在这儿。”因此，她总觉得自己不属于这家，与医生的两个女儿也建立不起感情。她的心还在大海深处，还在牵挂着那“陌生人”。
难怪，当那“陌生人”真的到来，来兑现他们的承诺的时候，她竟然就想“取消这交易”，随那“陌生人”而去。好在房格尔医生这几年对她的爱和体贴，使她难于断然做出决定。水手给她留下一天的时间思考和抉择，以显示他的自信和魅力，却给变化留下了转机！医生开始与艾梨达进行心对心的交流，类似后来的弗洛伊德式的“谈话治疗”。他启发她：当那水手初次出现的时候，她之所以没有马上认出他来，全然是因为“一个新的真实的形象在你眼前出现以后把旧的形象盖住了，所以旧的形象你就看不见了。”正视了问题的所在，那旧的伤疤就消除了！艾梨达自己也意识到：“威胁我的并不是外来的暴力。房格尔，可怕的东西在内部。”这就在无形中为她再次地面对他，做好了充分的心理准备。抉择是艰难的，抉择的心理过程更是撩人心魄，而抉择的结果自然也扣人心弦。这就是易卜生后期剧作的魅力所在：一切以人物的内心为肇始和依归。舞台上的动作、对话和场面都是为了呈现戏剧人物如大海般变幻莫测的内心活动或情绪变化。外在行动和事件大幅度地减少，而表现人物内心复杂变化的台词则丰富而微妙，加倍地要求注意力和同情心。因为它是行为背后更为深沉的心理动机的体现。这大概就是梅特林克说的“并不是在行动中而是在言辞中，人们才能从真正美和伟大的悲剧中找到美和伟大”。
故事结局的突兀和神秘至今仍是争论的焦点：“陌生人”再次来到房格尔家，他们之间的对话渐渐表明，艾梨达就要抗拒不住他的强大的诱惑了，这时，房格尔医生突然说：“我现在当场取消咱们的交易。从今以后，你可以选择自己的道路――完全不受我拘束。”“艾梨达，现在你可以自由选择，自己负责了。”听完医生的这些话，艾梨达转身对着“陌生人”，并“对他仔细端详”，最后“口气坚决”地对他说：“从今以后，我再不想跟你走了。”同时，“紧搂房格尔”，对他深情地说：“从今以后，我再不想离开你了。”
艾梨达的这种巨大而突兀的变化，使许多批评家们无法接受。他们认为这种变化的心理依据和行动铺垫都是不够的。然而他们却没能理解易卜生所意欲传达的一个深刻主题，也就是巴利斯泰在剧末反复说的那句话：“人能适应新环境。”这就是人和美人鱼不同的地方。然而人类走向陆地，也许并非明智而乐观的选择。易卜生有句名言“整个人类正行进在错误的轨道上”（Human race is on the wrong track）。他甚至相信，人类当初的选择应该是大海深处，那里有更多的潜力和自由！艾梨达在这里有一段看似无关紧要的话，却透着悲伤和深意：“一个人要是过惯了陆地生活就没法再回到海上去了。也不能再过海上生活了。”巴利斯泰就是人类适应环境的典型，他有多重的身份，几乎是无所不能，然而他决不是最优秀的人类。我们能隐约体会到易卜生对人类生存状态的忧虑和无奈，甚至于他内心深处对整个基督教文明的大胆否定和抨击。这大概才是易卜生构思该剧时真正的意念和动机；这也是适合他作为一个诗人和戏剧家的叛逆者的身份和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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