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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包容的加拿大文化

2007-11-21 来源:中华读书报 作者:戴从容 我有话说

9月27日到29日,我在加拿大多伦多市的约克大学,参加了该校城市研究中心主办的“全球都市化的挑战――对多伦多、香港、上海、新加坡的跨学科研究”研讨会。此次会议是约克大学与复旦大学中文系的一项长期交

流项目,旨在以上海、多伦多等大都市为研究案例,对目前日益突出的都市化现象,以及各城市在都市化建设中的经验和教训进行研究、交流和总结。去年已由复旦大学作为主办方,在上海举办过一次。

多伦多在20年代早期曾经出现过反移民浪潮,但现在她已经成为一个移民占城市人口近一半的多元文化城市,其中华人就有40多万。走在多伦多的大街上,各种肤色、各种服装的人不时擦肩而过。这一点也由城内众多的唐人街、韩国街、希腊街、科克(爱尔兰)街、小意大利、葡萄牙村、印度小商品市场等体现出来。这些街区不仅出售民族产品,建筑和装饰上也充满民族元素,更使多伦多的城市面貌显得杂糅多变。

多伦多文化的这种多元性同样在约克大学的会议上显示出来,尤其在会议参加者的组成上,今年与去年会议的不同鲜明地显示出上海和多伦多两地文化格局的差异。去年的上海会议,中方学者虽然来自复旦大学、华东师大、上海师大、上海大学、上海社科院等上海多所高校和研究机构,但都是汉族。今年的多伦多会议,约克大学倒主要以本校师生为主,然而,该校的师生却如同世界各民族的大杂烩。从发言者的口音、肤色、以及他们所关心的话题上,可以推断出这些学者除了土生土长的加拿大人外,还有来自斯里兰卡、越南、新加坡、肯尼亚、爱沙尼亚、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以及中国内地和香港的移民,当然还有来自欧洲的,比如城市文化研究中心主任Roger Keil的妻子就是德国人。去年和今年两次会议两种不同的组合方式,典型体现了两地当前的文化特征:上海虽然已经成为一个世界各地人员川流不息、国内各地人员定居混杂的国际性大都市,它的主要文化构成依然单一。在这方面,多伦多确实实现了多民族、多文化的大融合,其城市本身就如同一个微缩的世界。

不过,此次的多伦多之行令我感触最深的倒不是这种文化的多样性,这在美国、澳大利亚等国家同样可以看到,令我感触最深的是多伦多人对其他民族的友好和接纳。我们在多伦多一共逗留了6天,无论是约克学者们对我们一行的尊重和热情,还是一篇篇会议论文中传递的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高度赞赏,都让我深深地震动和感动。

此次的研讨会分学生研讨会和正式会议两个部分,中间还穿插了有约克大学副校长、约克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任等参加的专题报告。专题报告的主题是“加拿大和中国在变换的世界环境下的都市化进程”。让我感到惊讶的是,主讲人,约克大学亚洲商务管理项目主任Bernard Frolic教授不仅熟谂北京、上海和重庆的变化,而且对这些城市的建设,以及在建设过程中所做出的努力都给予了高度地肯定。比如,他向约克大学的同学介绍了北京的窗户原先如何在雨水和沙尘暴的双重作用下被黄泥覆盖,迎接奥运会的“绿色奥运”计划又如何使北京市焕然一新。他也介绍了上海浦东新区的壮观景象,语气中充满赞叹。虽然在回答学生提问时,他也谈到中国城市建设发展过快可能引发危机,而且对此不无忧虑,但是总体上说,他的报告对当今的中国是肯定和赞赏。

在两天6场的会议中,除了我们中方学者的发言,每一场都还至少有一篇发言谈到中国(包括香港)。约克学者对中国的观察和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国当前的现代化建设。比如第一场Anna Agathangelou的《城市转型中的布局、地貌和情感经济:上海、米兰与迪拜》,通过对上海、米兰和迪拜三个城市的分析,谈到了城市化进程中,政府的现代化规划与市民保持历史面貌的要求之间存在的矛盾。第三场中,AdrianBlackwell的《捷径和弯路:中国城市转型的战略和战术》以高速公路为喻,探讨了城市建筑应该在城市转型中扮演的角色。第六场中Markus Reisenleitner的《大都市、小世界:香港和多伦多的文化多元性与日常生活文化》则通过对香港和多伦多的比较,分析了城市整体景观与城市内部区域景观之间的不稳定关系。

与中国有关的报告中最有趣的是第二场、第四场和第五场的发言。

在第二场中,约克大学设计系讲座教授Wendy Wong通过比较国泰航空公司在不同时代的广告,分析了香港人如何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政治的变化来为自己定位,并设计自己的形象。Wendy Wong在播放国泰航空公司从1974年到2006年的广告片时指出,在殖民地时期,香港人更强调自己属于西方,并为自己设计一种伪西方形象,而在1997年香港回归后,香港人的形象越来越充满自信、充满国际化气息、充满希望。的确,看着投影屏幕上的形象从取悦西方人猎奇心理的民族美女秀,到活泼快乐、在天空中飞翔的孩子,看着中国空姐的神色从取媚到自信,音乐从缠绵到明朗,作为中国观众的我也不由得为中国人今天的自信、奋进的形象感到骄傲。

在第四场中,Alana Boland的《中国都市可持续发展的边界》,用大量图片介绍了中国在都市化建设中如何注意到环境保护的问题。她主要介绍了中国从1997年开始推广的“绿色计划”,包括中国到2007年已有67个城市达到了国家规定的环保和社会经济指标,建立起了2300多个绿色社区。这一组的评论人Valerie Preston在最后总结时说,Alana Boland介绍的中国这些让人欢心鼓舞的城市环境建设表明,中国政府的职能已经从过去的政治控制,转向了服务于国计民生。

第五场中有两个报告是谈论SARS的,当然离不开对中国城市的分析。城市研究中心主任Roger Keil和研究员Harris Ali的《传染性的城市》,尤其显示出他们对待中国的客观态度。事实上,在之前的学生研讨会上,也有一个学生探讨了SARS在中国的爆发。但他只是把中国爆发的SARS、禽流感,与那些不符合卫生要求的饲养厂和私人肉食摊贩的照片放在一起,然后简单地在两者之间化上等号。他在这里显然依然使用着传统的“东方主义”思维模式,整个推理过程既缺乏科学依据又充满偏见,即中国=饮食不卫生=疾病的渊薮。与之相比,RogerKeil和HarrisAli的研究则显示出客观性和科学性,他们通过事实数据,分析了SARS传播的复杂渠道,分析了城市与这些传播方式之间的关系,并提出要防止类似疾病的大规模传播,必须建立起动态的城市分析模式。

听了这些发言者的报告,我渐渐明白了我们为什么会在约克大学得到如此热情友好的接待。当然,这无疑应归功于约克学者开放友善的胸怀,但同时,这更应该归功于中国当代的建设与发展。只有国家繁荣富强,她的人民才可能在世界上得到尊重。

当然,就如一位约克学者告诉我的,种族歧视在多伦多依然存在。在我们住宿的“假日旅馆”餐厅的墙壁上,就只用中文书写着请勿大声喧哗、注意礼仪等字样。而事实上,在我们住宿的这6天中,虽然中国住客不少,我却没有看到喧哗的景象,相反,一队英国中学生却带来小小的混乱。不过,令人欣慰的是,约克大学城市研究中心的主任Roger Keil教授看到后极为气愤,立刻向他们表示抗议。

在回来的飞机上,电视里播放着加拿大某个音乐厅一对10多岁的华裔姐弟的二重奏表演,看到加拿大的观众热烈地为这对年轻的华裔姐弟鼓掌,我再一次被加拿大人对其他民族的真诚友善深深感动。这不是一个野心勃勃地试图统治世界的民族,这是一个真心地接纳和理解其他民族,愿意与其他民族共同分享的国家。这次的多伦多之行使我真切地感到,只有当种族的阴影消散之后,才能有心与心的真正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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