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建辉著《姚雪垠传》（以下简称为“许传”），2007年5月出版，在笔者看来，文中有多处内容严重失实，是一部糟糕的传记。笔者经认真比对发现，该著前半部基本脱自传主姚雪垠的回忆录《学习追求五十年》、杨建业的《姚雪垠传》和拙著《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笔者以为，编撰者对传主生平经历及文学
现将许传史料严重失实处，略举数例如下。
关于“雪痕”和“姚雪痕”
姚雪垠于1929年发表小说处女作《两个孤坟》，同年考入河南中山大学（次年改名为河南大学）预科，1931年夏因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1932年起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从1929年至1935年初，他使用的笔名是“雪痕”或“姚雪痕”。据作家自述，这个笔名取意于苏东坡的两句诗“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反映了他当时的“苦闷、悲观、没有出路的心情”。废弃旧笔名，改用“雪垠”或“姚雪垠”，是参加“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政治运动”及“革命的现实主义文学斗争”以后的事情。
然而，许传却把传主改署“姚雪垠”的时间提前到1932年，完全抹去了其曾有过的“苦闷、悲观、没有出路”的阶段。许传第二章第四节“艰难的自学生活”，提到姚雪垠在豫北淇县的楚旺中学任教经历，写道：
（他）边写边读边读边写，《土戏中的滑稽趣味》、《东西文化之搀和》、《唠子腔》、《小喜子赶嫁妆》、《老妻少夫》等小文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源源不断地变成《河南民国日报》副刊上的“豆腐块”。按照父亲的旨意，姚冠三把笔名中那个“不吉利”的“痕”字换成“垠”，从此“姚雪垠”三个字正式启用，渐渐代替了“冠三”本名。
其父的意见能否称为“旨意”，这且不论。单只谈这几篇“豆腐块”文章的署名吧，就笔者手头的复印件，上述文章均署为“雪痕”或“姚雪痕”。
许建辉接着描述了传主1933年在开封图书馆里自学和写作时的情景，写道：
窗外春雨绵绵，书中金戈铁马，姚雪垠又沉浸在了知识的海洋中。依然是边写边读边读边写，依然是各种各样体裁各种各样题材的文章源源不断地拿出来。不同的是这些文章很少再见于《河南民国日报》，而大多登在了《河南民报》上。《生命的寻找》、《寄》、《寡妇及其儿子》、《洛滨梦》……随着见报频率日高，“姚雪垠”这个名字，在中原地区越来越为广大读者所熟悉。
《河南民报》在国内各大图书馆中都有，只要略作翻检就可知道，这些作品的署名仍然是“雪痕”或“姚雪痕”。
“雪痕”或“姚雪痕”的笔名被作家一直用到了1935年初。
许传第二章第五节“用脑袋敲开编辑的大门”中，也将传主在上海大杂志上“出彩亮相”署名为“姚雪痕”的史实一律抹煞。她写道：
1934年11月的第52期《论语》上，登载了姚雪垠一篇杂文――《文人与装鳖》。《论语》创刊于1932年9月16日，发起人为林语堂、邵洵美、李青崖、全增嘏、沈有乾、林徽因、章克标、张光宇、潘光旦、叶公超等，都是当时文坛上大名鼎鼎的以撰文为风雅的文士墨客。林语堂与陶亢德等负责编务，邵洵美的时代书店承担发行。《论语》一鸣惊人，创刊号就重印了多次，在各种刊物如雨后春笋的上海滩上，销量达三四万份。能在这样的刊物上出彩亮相，其意义已远远不在文章内容的本身。
既有第一，便有第二，姚雪垠的《教育四征》很快又出现在《论语》上。
姚雪垠因为走进了《论语》而走进了上海，但他对《论语》的一味提倡“幽默”主张“闲适”却不敢苟同，认为在“杀人如草不闻声”的最黑暗时期，这种导向只能起到麻痹国人革命意识的作用。道不同不相为谋，姚雪垠与《论语》的关系，不得不刚开头便煞了尾。
实际上，《文人与装鳖》与《教育四征》（载于1935年3月《论语》第61期）的署名都还是“姚雪痕”。这样，“敲开编辑的大门”的“脑袋”当然只能是“姚雪痕”的，“走进了上海”的脚也是“姚雪痕”的，“其意义”与“姚雪垠”没有任何关系。
关于被取消预备党员资格的公案
姚雪垠在担任救亡刊物《风雨》周刊的主编之一期间，被王阑西发展为中共预备党员。1938年初，中共河南省委派遣他到竹沟的新四军留守处工作，当年5月间他去竹沟报到，随即请假返乡探亲，因各种原因未能及时返回，遂被取消了预备党员资格。这是姚雪垠人生道路上所遭遇的重大挫折，也可称为他的历史公案之一。1981年姚雪垠入党时作《党，我的精神母亲》，文中写道：“我曾经像游子一样从党的身边离开。当我离开时，我的心情非常痛苦，曾经暗暗地哭过多次。”说的就是这段经历。
许传也写到这一历史公案，但别出心裁地为其涂上一层传奇的政治色彩。文中写道：
姚雪垠于5月4日晚上动身离开武汉回到河南，肩负着开办学校的任务去往确山县的竹沟镇。竹沟是新四军第四支队的留守处所在地，那里的负责人接待了姚雪垠。他们对他非常冷峻，显然是已经掌握了什么信息。交谈几句之后，便突然问他对陈独秀的看法。姚雪垠未及深思熟虑，脱口而出作了大致如下的回答：“在1927年大革命中，陈独秀一味对国民党右派妥协，害怕领导武装斗争，使共产党遭受惨重损失。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将陈独秀开除出党，我非常拥护……不过我听说，他出狱后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津贴，靠朋友接济生活。他原是研究文字学的，打算在晚年研究学问。从这点说，他的个人品质并不坏，同叶青一流人不能相提并论。”其实，姚雪垠对陈氏的真实评价远不止此，他心中还有几句话没有明白说出。在他看来，“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陈独秀。陈氏后半生的错误我们不管，在当时却是眼光最锐利，思想最深邃，态度最坚决的革命战士!”即使并未“言无不尽”，姚雪垠的回答也立刻遭到了严厉批评，理由是政治立场同个人品质是不能分开的，“一个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背叛了革命，他就不可能有好的个人品质!”“你看不到这一点儿，说明你思想右倾。”
一直压在心底的火气再度迸发，姚雪垠一怒之下拂袖而去，一去便不再回头。……为了维护一己之真实，姚雪垠付出了被组织取消中共预备党员资格的代价。
这样，姚雪垠出党的历史公案便被许传人为地扭曲了，由“不服从组织分配”的问题而演变为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重大政治问题。
当年，竹沟某“负责人”是否与姚谈到陈独秀，姚是否因陈独秀事“拂袖而去”，此事未见于历史在场者的回忆，也未见之于姚本人的回忆录。
许传这段描写怕是脱自姚雪垠1986-1987年间修订的长篇小说《春暖花开的时候》（收入《姚雪垠书系》第11卷），但对其中涉及的人物事件均作了大胆的改纂。小说原文如下：
一天上午，有几位上级领导出席，开会研究刊物的编辑工作，突然宣布组织决定：陶春冰不再参加《同舟》旬刊的主编工作，派往某地去做某种工作。陶说他在城市中做文化工作比较适宜，请组织重新考虑。
有一位上级同志突然问道：“你对陈独秀是怎么个看法?”
陶春冰见领导同志提问，就答道：“我认为在1927年大革命中，陈独秀一味对国民党右派妥协，害怕领导武装斗争，使共产党遭受惨重损失。党中央在八七会议上将陈独秀开除出党，我非常拥护。近来他在汉口《大公报》上发表文章，攻击斯大林领导的苏共中央，我读了非常生气。不过我听说，他出狱后坚决不接受国民党的津贴，靠朋友接济生活。他原是研究文字学的，打算在晚年研究学问。从这点说，他的个人品质并不坏，同叶青一流人不能相比。”
这位同志态度严厉地批评说：“你这是右倾观点!一个人在政治上犯了错误，不可能有好的个人品质!他的政治立场同他的个人品质是不能分开的!”
“《同舟》旬刊”有《风雨》周刊的影子，“陶春冰”有姚雪垠的影子，由此推断该小说有自传成分，并不算太过。但把“陶春冰”与“《同舟》旬刊”的“上级领导”的对话移植到半年后姚雪垠与竹沟负责人的对话中，这就太过了。
关于被诬为“特务”的公案
许传多处涉及到姚雪垠曾被诬为“特务”的史实，这是姚雪垠人生中的最大一桩历史公案。
这桩“特务”公案，最早见于孙陵的回忆录《我熟识的三十年代作家》，笔者曾在《隔膜与猜忌：胡风与姚雪垠的世纪纷争》一书中引用并进行过考证。
许传第五章第二节“多事之秋”中写到这段经历，其文称：
这种世态炎凉的变化，最早来自于中共南方局领导下的生活、新知和读书生活三家出版社。1943年的上半年，每当姚雪垠有新作印成，不论其合作者是谁，它们都会为之大作宣传，特意写块大黑板摆在自家门口。到了下半年，姚雪垠在两个月中有旧作两本结集问世，三家出版社却全都三缄其口置若罔闻。《新华日报》紧随其后，在刊登一家出版社的新书广告时，竟然删去了该书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
姚雪垠为之十分气愤，便找到具体负责人叶以群论理。叶以群把问题推给徐冰，徐冰在读书生活出版社楼上接待了姚雪垠，对姚说了大意如下的话：延安来了一封电报，在谈别人的问题时提到了你，说你与国民党特务有联系。对此我们不能不重视。问题搞明白之前，我们对你的态度必须慎重，希望你能理解。又说，这个问题周恩来先生应该清楚，等他从延安回来后就可以解决了。此后不久，听说董必武从延安回渝，姚雪垠便又找徐冰催问。徐冰说已问过董老，董老不知此事。既然如此，着急也没有用，徐冰劝姚雪垠“再耐心等一等”。
姚雪垠无可奈何，不管有没有耐心，他都只能等下去。但那些没有耐心只有热心的好事者却不肯等了。他们发现自从8月2日的《论深刻》之后，《新华日报》上便再未看到过姚雪垠。凡事必有其因，此事之因何在?当事者双方的沉默为无限的遐想创造了无限的空间，许多不负责任或者别有用心的答案便在这无限的遐想空间中生出来。于是到重庆才不过半年，姚雪垠便不仅开始被冷落，而且开始被诟病了：就连他在中华文协研究工作时发表的一点儿个人意见，竟也在口耳相传中变得意味深长面目可憎。
据笔者所知，生活、新知和读书生活三家出版社当年并未出版过姚雪垠的作品，“为之大作宣传”固毫无理由，“置若罔闻”也无可厚非。《新华日报》广告删去“著作人姚雪垠的名字”事仅见于孙陵的回忆文章，其真实性也未经验证。
许传所谓“延安来了一封电报”指姚雪垠有特嫌，更是无稽之谈。延安来电提到姚雪垠是有的，但不在1943年8月底，而在同年年底。
许传称：“自从（1943年）8月2日的《论深刻》之后，《新华日报》上便再未看到过姚雪垠。”这同样是煞有介事的编造。据笔者所知，在姚雪垠赴成都三台东北大学任教（1945年初）之前，他的名字屡见于《新华日报》：
1943年8月23日《新华日报》发表林曦的《姚雪垠的语言文学观》，文中盛赞姚雪垠的小说作品“保存了《水浒》《金瓶梅》《红楼梦》《老残游记》的用口语的优良传统”；
1944年7月24日《新华日报》发表石怀池的《批评与介绍――戎马恋》，文中虽批评《戎马恋》是“带有抒情意味的知识分子的绯色恋爱故事”，但仍肯定《差半车麦秸》是“曾经而且应该被誉为抗战初期里程碑式的作品”；
1944年10月3日《新华日报》发表姚雪垠的《北方生活与北方语言》，其文提出“是生活产生语言，不是语言产生生活”的观点。
孙陵的回忆文章写得很清楚，和他谈起姚雪垠是特务的人是文协干事梅林，时在1945年的夏天。而许传则移到1943年8月，提前了两年。
许传还有几处继续描述姚雪垠被怀疑成“特务”事。第五章第三节“《微波》生波”提到1944年姚雪垠与陈纪滢等合办《微波》杂志“又一次为某些联想与想象提供了契机”，她写道：
陈纪滢比姚雪垠大两岁，北平民国大学毕业。1924年开始在北平《晨报》崭露头角。曾发起成立“蓓蕾文艺社”，为形成东北作家群发挥了重要作用。曾为“中华文协”第一届理事，后因文化艺术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解体，各派之间以邻为壑，陈纪滢被疑为“国民党的文化特务”。“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按照这样的逻辑推理，早有“前科”的姚雪垠又有了“现行”，本已澄清的“特务”之嫌之说，便于无声处死灰复燃沉渣泛起。
笔者以为，许传谈及《微波》的部分均改篡自拙著，但删去了笔者引证的当年南方局文化组成员沙汀曾奉组织指示多次对姚雪垠的提醒和规劝的内容（“因为姚的小说流行，陈纪滢把他拉得很紧，在一起筹办刊物《微波》。为了这件事，沙汀与他谈过多次，提醒他注意政治倾向性。”转引自吴福辉《沙汀传》）。沙汀的提醒和规劝代表着政党对姚的关心和爱护，并不是抓姚的“现行”。但不知许传中姚的“前科”及“现行”从何而来？
许传失实处还有许多：如，抗战时期姚雪垠的妻小明明住在国统区的邓县，而许传却说她们住在沦陷区的开封；再如，1944年湘桂大撤退，撤退的方向是往云贵和四川，许传却说“1944年年底，中共南方局对滞留重庆的文化人实施疏散，能走的都走了”；又如，1943年冯玉祥请姚雪垠讲学，用车把他接到歇台子住了半个月，许传却称“于是从9月16日开始，隔一天一次，早8至9时光景，冯府派来迎接的汽车便会准时停在中华文协的小楼下”。这样的失误较之上文列举的失实当然比较小，但出现的频率则更高。
该传记作者称：“我的工作目标只是在为后来的研究者铺路搭桥。”是耶非耶，明眼人自有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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