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明说了，总会好一点”

1955年生于上海。1977年考入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1979年转读现代文学专业研究生，1982年获硕士学位，留校任教。现为上海大学和华东师范大学教授。

主要著述

采访手记

采访完后我有点迷茫，因为这个人太杂糅，需要更多的时间消化品味。

他的头发一半黑一半白，他眼睛笑的时候脸上没表情，他用平和的语调说意思很激烈的话。他坐在那里，腰板挺直、手势很少，方方正正像一块砖。回答问题干脆果断，吐出的每一字，也都像砖，一块一块就能拼成墙，严丝合缝。但他的语气和神情又温绵亲和，泄露出一丝上海男人的可爱。

总的来说，王晓明是一个铁皮暖水瓶。他似乎不苟言笑，面部神经麻痹，但一旦笑起来，生动灵活、憨态可掬；他对世界做着非常理性和严肃的思考，落笔成章却有极好的文采，有很多形容词却很少专业术语名词；他像古板的老学究那样观察和说话，却像张扬生命激情的艺术家一样活着；……

其实，他有他的人情达练和世事洞明，一个小例子是，他会虑及如何称呼单名女性的问题，直呼其名太生硬，他像鲁迅一样，在全名后面加一个“兄”字，不生分，也不冒昧。这样的分寸拿捏，就像他做学问一样，太热了，媚俗，太冷了，拒世。他堪堪儿在中间，热心肠冷眼看世界，冷面人做热学问，其中分寸，恰到好处。

狗崽子

我人生的第一件大事，是11岁时碰到“文革”。我出生在一个文学家庭，母亲翻译过俄罗斯文学，父亲是作家。1966年6月，上海市长在万人大会上宣布上海文艺界第一批“黑帮”的名单，一共8个，其中文学界的就是父亲。我也就在“文革”一开始成了“狗崽子”。

记得那天早上，我进教室不久，就有小学高年级的学生，他们已经有一点政治意识，听了广播，那天的报纸上也登了我父亲的名字，他们就拿着扫把冲进教室，把我一顿暴打。我回到家，上海作家协会的“革命”干部已经坐在书房里，虽然关着门，却听得见他们的大声呵斥，父亲声音很低，大概是在检讨。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文革”不但发生在报纸上，也进了我家里。

“文革”初期，父母亲和我虽然都挨过打，但不是很厉害，没有被打成残废，跟大多数受冲击的人差不多。为什么那时候那么多人突然这么野蛮，打人成风？社会生活，人和人之间难免产生恶意，原因很多，就拿我小学那个班级来说，四五十个同学，大约一半是来自工人、菜场营业员、自行车修理铺主等等的家庭，他们胆子大、会打架、不怎么守纪律，功课往往不好，富裕家庭的子弟则相对温和、懦弱，功课好，老师就有些偏向。这难免会让那些淘气的出身贫穷家庭的孩子心里不快。在秩序正常的情况下，这种不快通常只表现为孩子之间的恶作剧、或者小小的欺负，但“文革”给人提供了一种正当理由，可以堂而皇之地把内心的不满发泄出来，而且可以放纵这个发泄，享受这个发泄的快感：一般的少年人，哪里经得住这样的诱惑？

当然，打人也有主动带头和被动跟随之分的。那时侯不是所有人都有资格打人的，能打人，是一种身份的表现，也是一种政治态度的表现，别人打，你不打，那不但说明你不勇敢，更说明你不革命。所以，“文革”初期，打人的人常比被打的多。

工人

父亲被打成“黑帮”的一个直接后果，是生活的艰难。存款冻结，大部分衣物都被封在柜子里，不能动，工资被削减到只发基本生活费，情况最坏的时候，是没有钱买菜，就用猪油和酱油拌饭吃。我又正是长身体的时候，饿得慌。

那时的中学学制4年，第4年不上课，断断续续在郊区劳动了一年多。1972年毕业，17岁半，进了上海北京西路上的一家工厂，在那儿当了5年多钳工。

我在工厂是“表现”很积极的，还参加了共青团，但父亲的问题直到1977年才解决，这之前的11年里，政审材料一直跟着你的，一口大黑锅似的，始终扣在头上，被人家“另眼相看”。

那时候和现在不一样，青年工人的人生理想不那么单一。有的人政治上要求进步，要入党入团――我有一个时候即是如此，但老也入不了。――由此走仕途，当干部；有的人则选择当所谓“二流子”，工作上能偷懒就偷懒，但穿得时髦、漂亮，头上抹油，会玩，能讨女孩子喜欢。我的理想是当个有技术的工人，不是技术人员，我是没资格当技术人员的，就是有技术的工人，像我师傅那样，他是八级钳工。当时有个说法，叫“伟大的钳工”，钳工在所有工种当中是技术性最强的，八级钳工的工资比一般小厂的厂长还高。我们的工资是每月36块，我师傅却有80多块钱。

为此我还特意去读了半年机床车床的培训。就劳动态度来说，我算一个好工人，虽然手笨，学什么都不快，但不偷懒，肯下死力气，所以到最后，技术上也比一些同时进厂的人要好一点。到现在，碰到下水管堵了之类，我还会习惯性地拿出工具来自己修，虽然实际上往往修不好，最后还是打电话，多年不干了嘛，但习惯还在。

对“文革”，这些年我有一个重新认识的过程。以前的想法比较简单，就是否定政治人物的个人品性和理论，由此否定整个运动。现在有点不同了，开始在争权夺利、党内斗争等等之外，试着去理解当时的各种社会矛盾，从这些矛盾的纠葛和爆发去理解“文革”。当然不是完全放弃过去的判断，那些并不错，但我现在明确了一点：光是那样看，不够。

如果没有“文革”期间的那些感受和记忆，我后来的文学研究，对社会的理解，都会完全不同。如果没有在工厂和郊区六年多的经历，我现在谈论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的时候，大概也就不会这么激动。经过了“文革”，再面对有些问题，就不可能仅仅只在学理上讨论了。

在工厂时，我没有想到过将来有读大学的一天。我到现在，做了这么多年读书人了，字还写得非常难看，就因为当时完全放弃了读书这条路。

不过在工厂里，我也并非完全不看书。可能是因为在上海吧，一般工厂都贯彻“四人帮”的政治要求，工人要做大量的政治学习，上面一个新文件下来了，马上就要组织工人、特别是青年工人学习。比方说1974年“评法批儒”，我们就被组织起来读《韩非子》、读商鞅。我这方面的学习是很积极的，要求进步嘛，再说我毕竟中学毕业，算是有一点文化，普通话也比较标准，平时车间里读报之类，就都是我的活，所以一直还是看些书报的，并非完全只捏锉刀。

还有一点，我家的书虽然“文革”一开始就被封了，但是被封在家里，到了“文革”后期，1974年以后，封条也干了，就可以偷偷揭下来，取一些小说出来看。记得那几年，星期天只要不义务劳动，我就在家里读那些从自家书橱里“偷”来的书。

要说我受到的最早的文学教育，那是1966年“文革”刚开始的时候，父亲在单位的“牛棚”里，母亲和我则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出门随时可能被认出来是“牛鬼蛇神”的家属而挨打。到了晚上，就把窗帘放下来，灯也不开，灯亮着表示家里有人，只要家里有人，任何人都可以进来“批斗牛鬼蛇神”。黑灯瞎火中，母亲就低声给我讲故事，消磨时间。她是凭记忆讲的，有好几个长篇小说，像雨果的《九三年》和《笑面人》，就是这样知道的。在那种时候听的，记得特别牢。

大学生

终于可以考大学了。我是1977年冬天考试，1978年初春入华东师大中文系读本科。能考上不说明我厉害，那时候考题多简单呀，数学的第一道题，是加减乘除，四则混合运算，嘿嘿。当时工友当中，有好些“老三届”的，比我基础好得多，却都没有参加考试。当时大学毕业是全国分配，不知道会分到哪里去。厂里的年轻工友都是上海人，不愿意离开上海，所以不去考。我呢，毕竟是一个读书人家庭出来的，不管怎么说，只要有机会还是要读书的。

读书当然是很好的。那时候，整个社会都充满希望，好像旧时代终于结束了，新时代开始了，我们年轻人正好赶上了，要推动社会新的发展和前进，学生、老师的精神状态和现在完全不同。

那时大学里还有些教授，我说的是那些所谓“从旧社会过来的”老教授，是真正有学问的，那时他们还不太老，还能上课，记得施蛰存先生，75岁了，给我们讲《论语》，手里拿一张香烟壳子，记几个要点，旁征博引，我们佩服得不得了。

77级的学生，一般思想都很活跃，敢说话。比如政治课，规定了老师必须按教材讲。我的许多同学在政治课上闹起来，有非常激烈的争论，有个女老师都被学生说哭了。她其实是委屈，她的观点其实和学生没什么两样，但是课堂上不能不那样说。

另一方面，当时大学里的中层干部，大多是“文革”中培养的，许多人对新的情况很抵触。于是，华师大新来的党委书记―――他当时是锐意改革的，就要77级的每个班派一个学生代表，每个月和各个处的处长一起，开一次会，学生代表提意见、提要求，校长拍板，责令各个处长解决。就是这样一种气氛。

从1920年代开始，中国的大学里就形成了两个系统，一个学术系统，一个政府的行政系统。这两个系统在国民党时代就有矛盾，国民党要以行政系统控制大学，上三民主义课啊，派教官啊，但教授们多半讨厌这一套，不合作。1950年代以后，以“红”压“专”，拔“白旗”，越来越厉害。但到了1980年代初，情况有所改变了，“红”成了问题，“专”则好像不大受行政系统的干预。评职称的标准当然还是混乱，但一般年轻教师不大管这一套。我1982年毕业留校任教，学术上的自我评价就看两条：一，上课学生是不是欢迎，二，写了文章老教授怎么看。这两方面受到肯定了，就自我感觉良好。至于文章能不能发，能不能当教授，那是不怎么在意的。那时的学术标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学术系统自己评定的，是由那批最好的学者来体现的。

到了1990年代中期，情况又变了。1960年代是突出政治、贬低学术，现在却是政府直接来抓学术。很快就形成了一个新的学术评价体系，由行政系统直接管理，拿项目、评等级、评奖……这些最后都体现到每一个教师的收入上。这样一套运作系统，培养出了一种新的“学术人”，非常能干，按“课题指南”编制项目、申请经费，在规定的时间内把钱花掉、把稿子交出来，然后出版、评奖、当教授、当博导，然后再拿这些去申请更多的钱……至于文章有没有意思，自己是不是用心，那是不管的，也没有时间管。在这一套运作里面，学术越来越少，有的甚至完全没有学术。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很难有学术操守。一个学者，一个学科，在学术上好不好，似乎就看你运作得好不好。这样的体制再延续十年，恐怕年青的学者就不知道什么是学术了。

在大学里，校长和教授本来应该是两种人，各司其职。可现在呢，官员当博导，学者去当官。

学者

这两年，我一直在分析上海的房地产市场和广告。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这么保守？年轻人，血气方刚，应该是非常自信，相信个人能够改变世界、通过努力可以改变现实。为什么现在刚出生的牛犊就怕老虎，都一个个习惯性地委屈自己来适应社会？

如果是以前，我会从思想观念上去分析，但现在，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不是你怎么想，而是你怎么生活，不是抽象的观念，而是具体的生活方式：你怎么读书、怎么求职、怎么消费、怎么居住……在城市里，怎么居住可能是最重要的。房地产广告说：住宅改变中国，真是没错。一方面房价飞涨，另一方面住房成了最大的象征：不仅是房子，更是生活本身，是富裕、成功、国际品位、优雅、令人羡慕……这样的一个社会，的确会让人觉得现实很强大、自己很渺小。从读小学起，孩子们就逐渐习惯了放弃个人爱好，去适应父母、老师的要求，成人以后，哪里还会相信什么独立自我、改变社会？这个时代，推动人向往具体的物质享受，轻蔑抽象的价值：看这杂志彩页，哇，多漂亮的项链！至于平等、诗意、社会主义……统统是忽悠人的！

这二十多年，我看着上海的城市空间一步步变化，原来的工业空间、公共政治空间和社区的闲聊空间迅速缩小，新的商业空间、政府和国有垄断机构的办公空间，更不用说住宅空间了，飞速膨胀。住房当然也是商品，但它还是生活必需品。人可以不炒股不投资，但必须有地方住。如果住宅房地产市场变得跟股票市场一样，完全成为投资性市场，那是非常荒唐的，也是不可接受的。住房、医疗、教育，这些都是不能完全商品化、甚至不能主要成为商品化的。

我有时乱想，当房地产市场刚刚起步、各种可能性都在的时候，研究者如果迅速介入、有针对性地及时发言，本来应该是可以发出强大的声音的，因为所有的消费者都会支持你。如果有了这个声音，房地产市场的走向也许就会不一样，不至于弄得现在这样进退两难。可是，人文社会学界没有这样做，这是知识分子的失职。像我这样现在来做，已经太迟了，市场已经变成这样了，我充其量能做的，只是分析它如何变成了这样。

从这个事情推想开去，现在很多社会的问题非常尖锐，知识分子还是应该说、也可以说的。说了，总会好一点。今天这个时代，其实是文化决定的时代。早先是谁胳膊粗、力气大，谁就能支配社会，后来是谁有钱谁能支配；现在则是谁脑子好、文化发达，谁就能支配天下。从这个角度来说，知识分子能不能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是至关重要的。这也是知识分子的力量所在。读书人，打架打不过人家，没钱、没权也没势，但你有脑子，可以有思想，可以影响文化，而思想和文化可以影响社会，这个影响是无形的，没办法估量它的大和小。

学生常问我，你说的都对，可是光说没用啊。不对，用是有的。比方清末，章太炎曾经分析过，说社会的崩溃有几种方式，一种是瓦解，分成几块，一种是鱼烂，不可收拾。可事实上，清朝灭亡，中国既没瓦解更没鱼烂，而是迅速统一成一个中华民国。袁世凯要复辟称帝，立马就垮台，因为“共和”已经成了社会公认的价值符号。可是，现代的“共和”观念在中国古代是没有的，从来没有的，仅仅是30来年的时间里，由两代文化人著书立说、四处宣传，而确立的。一旦确立，就有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不要小看了思想的力量，它可以很长久，也可以很强大。孔子当年多潦倒啊，但他留下几句话、一本书，影响几千年。所以，知识分子不要太考虑自己的努力有没有用，你干得好，就肯定有用，关键是你是不是干得好。

我现在的研究工作分两个方面，在上海大学主要做文化研究，分析中国的“改革主义”，看它的新的运作方式，比如房地产市场，就是它的一个重要的发生和传播机器。在华东师大，仍是做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当然，这个“现代”是个大的概念，在时间上一致延续到现在。

在我看来，这两方面的工作是互相联系的，也是可以互相支持的―――如果我做得好。如果把最大限度地满足个人利益作为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当做社会的正当性的主要内容，无论社会还是个人，都以实现“财富最大化”为第一目标，而且这个财富首先被理解为钱财，那么，这样的现代化就一定是一种错误的方向，对人类来说，其弊远远大于利。

因此，我们需要重新理解“财富”的含义，人绝不仅仅只是庸俗经济学所理解的那种只知道以工具理性追逐利益的“经济人”。

人类应该可以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新的社会模式，它们既与如今通行的社会法则不一样，又能够在这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格局里生存。人类要什么样的未来？这是需要极大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的事情。

这样的想象和创造，需要条件。全世界有很多地方的人，是不具备这样想象和创造的充分条件的，我这样说，政治上不正确，但我想这是事实。但今天的中国人，是有这些条件的：中国有悠久的文明，这是世界上唯一没有根本断过的历史悠久的文明；还有现代文化的传统，从康有为、梁启超那一代人开始，几代人都在探索中国往哪里去，当然必须现代化，但这现代化只是途径，是手段，这些文化人并不认同弱肉强食的世界秩序，他们的真正目的是超越，是创造比现代西洋更好的世界！有这么一个现代思想和文化的传统，是今天的知识分子极大的优势和荣幸。

中国的古代和现代传统，都是今天非常宝贵的精神资源，我们要充分意识到这一点，知道我们手里有什么，更知道我们用这些要干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