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9日的《中国青年报》12版，刊出一篇记述著名学者梁宗岱先生的文章。文章前面，有这样几句介绍：
“梁宗岱（1903―1983），广东新会人。翻译家、诗人，曾任北京大学法文系主任，清华大学讲师，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主任，中山大学外语系教授等。”
这样的介绍，在当下人们看去，是颇为正常的，但
梁宗岱在北京大学任职不多久，就因家庭问题与胡适交恶，于1934年东渡日本小住。回国后接受南开大学之聘，任英文教授。这一任职，前面的介绍不知为何省略了。之后梁宗岱在复旦大学任职：教授兼系主任。可介绍文字中凡有教授和系主任两项任职时，均将“教授”略去，只余下一个兼职的“系主任”摆在那里。
这种教授为主，系主任之类为辅为兼的情况，在当时是普遍的。著名哲学史家冯友兰，在其《三松堂自序》一书中，有这样的称述：1928年时，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罗家伦为清华校长。罗家伦聘请“我（冯友兰）为哲学系教授兼秘书长”。教育家许寿裳先生的儿子，在为其父亲编制的年谱里，有这样的一节：“西北临时大学聘先君为教授，兼教务委员，又兼史学系主任……”
不仅解放前，之后很长的时间，人们还是这样认识和排制的。如在著名外国文学研究学者李赋宁的自我介绍里，有这样一句：“从1952年起，任北京大学西方语文系教授。1977年以来兼任北京大学西语系主任。”著名翻译家李霁野先生的简介里，也有“全国解放后，任天津南开大学外语系教授，系主任……”2002年9月18日的《中华读书报》上，也有这样一段介绍：“胡（胡从经）先生现在是香港文化研究院的教授兼副院长。”
略加列举，只是澄清一点事实。因为在今天的大量报道或介绍里，大都是什么系主任、院长、甚或处长、副处长明白示出，而“教授”，这一学校和研究机构最基本和主要的任职，却常常被排后或忽略。从根本探寻，这样的现象显然不是正常的。一所学校，一个研究部门，是教书和研究之处所，在一个人的职务排列上，显然教授是主要和基本的。现实反常了，教授常常位移于系主任，院长，处长，甚至科长之后，真叫人无可如何。但是，在介绍先前时，笔者以为却必须尊重事实，是教授“兼”系主任，“兼”秘书长，“兼”院长……总之，不要以今天的有限眼光，来改变历史，随意强加给智慧的先人一些他们并不多么看重的虚衔，这或许是他们不意间留给我们的一剂醒神之汤。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