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卷本《巴金文集》是巴金第一个大型、多卷本选集，巴金说《文集》是“一九五七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出……我早也想在六十岁的时候整理一遍，印一点送朋友”（巴金《答谭兴国问》，《巴金全集》第19卷519―520页），可见对于编文集巴金是慎重对待的。从1957年到1961年，在文集的编选过程中巴金做了最为集中和最大
在当时，健在的作家能出版文集，那是只有郭沫若、茅盾、叶圣陶和巴金等少数几位才享有的殊荣。但将自己的旧作拿出来示众也是极其冒险的一件事情，事实上，一些人对出版《巴金文集》还是议论纷纷。唐?在一篇文章中就曾谈到：“巴金同志出版文集，印行早期作品，上海的党领导认为当中有一篇自我批评的序文，检查他早期思想的错误，与小说同时刊行，而竟阙如，因此姚文元已经写好一万余字的长文，准备‘迎头痛击’。”（唐?《怀石西民同志》，书目文献出版社1995年3月版）虽然巴金对《文集》中的作品做了相当的修改，但仔细查对他的修改不难发现，这种修改是相当谨慎的，并非大笔一挥彻底改变了作品的本来面目，而常常只是做一些挖补工作，作者还是坚持以使作品艺术上更完美、更符合生活实际为标准的，这些修改也大体体现了巴金的真实想法而非一些人想象的“趋时”，也正因为如此，巴金一直强调：“不论作为作者，或者作为读者，我还是要说，我喜欢修改本，他才是我自己的作品。”（巴金《关于〈海的梦〉》，收《全集》第20卷第609页）
从选目而言，巴金也不想掩饰什么，他说：“《文集》出到十四卷为止，我在解放前写的作品（应指文学创作――引者）全收在这里面了（删去的不过百分之一、二）。”（巴金1961年12月28日致彼得罗夫信，《全集》第24卷第204页）而《茅盾文集》共十卷，许多文章都没有收进来，大约仅仅是实际创作量的二分之一。当时，把那本“宣扬虚无主义”的《灭亡》放在《文集》卷首，不能不钦佩巴金的勇气。果然，马上遭到姚文元的“迎头痛击”，他在1958年10月出版的《中国青年》第19期上发表《论巴金小说〈灭亡〉中的无政府主义思想》，可能这篇文章和接下来轰轰烈烈的所谓“巴金作品讨论”影响了文集的原定出版设想，当然，还有一个直接原因，三年困难时期纸张紧张，出版社不得不适时调整了计划，他决定“《文集》出到第十四卷为止……解放后的文章我打算再过几年另编《文集》续编”。（巴金1961年12月28日致彼得罗夫信，《全集》第24卷第204页）
出版多卷本的《文集》是任何作家都感到欣幸和有成就感的一件事情，没有想到它却成了“文革”中巴金的精神负担，十四卷本的《文集》被视为“大毒草”、“邪书”跟随巴金屡受批判并祸及家人。在萧珊弥留之际，巴金甚至想：“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巴金《怀念萧珊》，《全集》第16卷第23页）大约正是因为有着这样的痛苦记忆，新时期人们又在争抢巴金作品的时候，他自己断然宣布：“我今后不会让《文集》再版，重印七八种单行本我倒愿意。”（巴金《毒草病》，《全集》第16卷第30页）这可苦了我们这些后辈，十四卷本《文集》成了我最难以搜全的巴金作品集。香港南国版的在内地自然不易得，人文版的已经出版了四五十年，更要命的是这套书当年阅读率和出借率极高，现在能够买到的各分卷真是惨不忍睹：卷边，掉页，污损，缺封面的，没护封的……开始我还有洁癖坚决不要，后来发现没有更整洁的了。有一次读到茹志鹃的文章，让我明白了《巴金文集》在“文革”中的另外一种境遇：
在十年浩劫的第二年，砰砰嘭嘭的“扫四旧”一开始，我由于胆小，也是由于老实，自动的卖掉了很多书，几乎是我小小藏书的四分之三。但我也耍了一个花枪，在《鲁迅全集》的背后，埋伏了一套《巴金文集》。这是巴金先生通过萧珊送给我的，上面都有他的签名。后来作协在成立“批巴小组”时，要征集他的书，自己也曾面不改色地说：“我没有。”但是家里人是瞒不住的，特别是两个女儿都“停课闹革命”了，于是她们到处去发掘一些可读的东西，可能是被她们发掘出来了。总之，等到她们和她们的同学，为《家》、《春》、《秋》流够了眼泪，去外地插队落户以后，一次整理书架时，我才发现全新的《巴金全集》平地的涨厚了一寸多，已看烂了的九本书，填在原来十卷的位置，还显得很挤。丢失的一卷恰恰是《家》。当时当然没有想到“四人帮”会粉碎，《家》还会重印，于是深感到失去的，正是再也不可复得的。心里这股火，真是无处可说，也无处可发，只得认了。但后来仔细想想，让一个孩子带着《家》去异乡落户，这恐怕是巴金先生所乐意的，当然也是他在写《家》时所料不到的。（茹志鹃《我心目中的巴金先生》，《文汇月刊》1982年第1期）
这“两个女儿”中应当有后来的著名作家王安忆吧？在这样的环境中，还有人感兴趣他的书，这是一个作家最欣慰的事情吧？
两年前，在中国现代文学馆查阅“巴金文库”资料的时候，我还见过一套难得的《文集》，那是巴金送给妻子萧珊的。每一卷扉页上都有先生潇洒流畅的题字：赠（或“送给”）蕴珍，巴金。这套文集是精装本的，保存完好，可见主人的珍爱。夫妻间的郑重赠书可以想见他们的相敬如宾，巴金与萧珊的爱情可称文坛佳话，这样一套历经风雨的文集更有着非凡的价值。抚摩这套文集，我当时还曾感慨：巴老晚年对中国现代文学馆真是奉献出了自己的一切，本来像这样有纪念意义的珍贵图书更应留给他的子女，但巴老却毫无保留地捐献出来。同时，我也在想一些人在拍卖市场上追逐善本、孤本，其实书的命运、书背后的故事这些含有精神价值的东西才是最值得珍视的，哪怕它看起来是一本再普通不过的书。
巴金先生在那篇名文《怀念萧珊》的最后曾说：“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2005年11月25日，他们的骨灰掺和在一起洒向了大海。不觉间两周年过去了，整理书的时候看到我手里的残缺不全的《文集》，不由得想起了这些零星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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