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影/曾怀慧
读书报：《地下乡愁蓝调》内地版同台湾版相比，内容上有何不同？
马世芳：
读书报：你依旧年轻，但书中弥漫着怀旧气息，詹宏志在“序言”中说你是“老灵魂装错了青春的身体”，你如何看这样的评价？
马世芳：再没几年我就要四十岁了，哪里还有“青春的身体”？或许自己老是看起来一副“没长大”的样子，是以致之。
我承认自己是“怀旧”的人，然而我怀的那些“旧”，当初都曾经是莽莽的青春之火。最令我着迷的，是前人犹然年轻、意气风发，掏心掏肺创造出来的那些音乐。我心中设想对话的读者，原就是我们这辈人乃至于更年轻的世代。我始终相信面对未来的某些答案，或许老早便埋藏在那些故事里。我不愿意老把“一代不如一代”挂在嘴上，更不相信什么“东西只有老的好”，显出迂而酸的遗老气――那只徒然坐实了自己的不长进。
读书报：是否计划为你亲历的台湾民歌运动以及此后台湾音乐的发展写一部历史？
马世芳：暂时倒是没有那样的计划。不过，我很愿意继续这么一篇篇东拉西扯地写下去，尽管未必能一口气写出整块儿的“一部历史”，多少也算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一砖一瓦地“造史”吧。
读书报：内地有位叫“公路”的年轻人出版了一本写台湾民歌运动三十年的书，你是否看到？对内地年轻人对台湾音乐的这种热情有什么感觉？
马世芳：《遥远的乡愁》刚出我便看了，考证之精、爬梳之周延、用情之深之专，在在令我叹服。同时也暗暗觉得不大甘心，怎么近年关于台湾当代流行乐史最精彩的论著，竟是被一位从没来过台湾的黑龙江姑娘给写了出来。
老实说，台湾年轻人大多对昔时的音乐十分隔阂，也没有什么入门的机会。相较之下，内地的许多年轻朋友对台湾流行音乐历史投入的程度，实在是令我惊诧、汗颜。
读书报：是否来过内地？对内地的年轻人、对内地的音乐有怎样的印象？
马世芳：只去过两趟──1996年冬去北京探亲，2005年夏去广州工作。
北京那趟访问了张楚，和他的朋友们一块儿去吃红焖羊肉，听大伙瞎侃，很让我长了一些见识。参加了一场摇滚Party，看了“面孔”的演出，DJ暖场放歌，播的是“新长征路上的摇滚”，十多年前的事儿，说来已是恍如隔世。广州那趟是参加“华语音乐传媒大奖”的颁奖典礼，可惜时间太短，来不及去太多地方。
内地的音乐，零零星星地听，不敢冒充内行。多年来始终最佩服崔健，我认为他是极少数始终清醒、始终能够掌握自己的能力、并且始终有本事完整实现野心的创作者。前年听《给你一点颜色》的感觉是：大伙都还在比谁的车跑得快，他老人家却已经不声不响上太空去了。最近听到的唱片中，小河的《飞的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的背上》是一张十分精彩的专辑，左小祖咒的《我不能悲伤地坐在你身旁》也很厉害。
读书报：父亲是作家，母亲是台湾民歌时代最重要的电台DJ，这样的家庭背景对你喜欢上音乐并以此为职业有怎样的影响？
马世芳：从小家里便充满了书本和音乐，父母往来的朋友也不乏那个时代艺文圈最精彩的人物。父母亲尽其所能地提供了“长见识、开眼界”的材料给我们兄弟俩，却不太引导甚至暗示我们该走哪条路。父母对我们的教育，其实是很纵容的。他们很早就不用“大人教训孩子”的口吻和我们说话，我们也得早早学会承担自己的选择。
创办“五四三音乐站”之前，我从未想过会踏上母亲走过的道路。然而因缘际会做了现在做的这些事，才更明白母亲当年的成就，是多么不容易。
读书报：近年，包括胡德夫、杨弦等台湾民谣运动主将纷纷来内地开唱，很多此前从未听过他们音乐的年轻人也会被深深打动，你如何看待这样的现象？
马世芳：我衷心为这迟来的交流而高兴。他们的人、他们的歌，过了这么多年，仍然有着淋漓饱满的气韵和精神，足以超越时代与地域的局限。那样朴素然而深刻的歌，确实不是每一代人都做得出的。内地的年轻朋友懂得欣赏，表示他们的格局和品位都已经拓宽开来了。
读书报：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话想对内地的读者、喜欢音乐的年轻人说？
马世芳：最想讲的还是其中这几句话：海峡两岸重启交通，倏忽已近廿载，然而我们隔着历史的断层，背著积累的成见，兼以大环境的激变，彼此真心的理解，毕竟还是薄弱。这本小书，若能让我们彼此多出哪怕只是一丁点儿真心的体贴，于愿足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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